专家解读明年政策走向：积极稳健 审慎灵活

 　　如何理解这一基本宏观经济政策取向?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如何贯彻落实这些政策部署?记者采访了经济学界的知名专家。

　　明年世界经济有望继续恢复增长，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

　　“‘积极稳健、审慎灵活’反映出当前经济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海闻分析认为，“积极”是要继续发展经济，“稳健”是要控制通胀，二者分别对应两大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一方面，面临严峻的就业问题，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所以要“积极”、“灵活”;另一方面，现在我们面临的通胀压力很大，要防止经济过热，所以要“稳健”、“审慎”。

　　“从国内国际经济环境来看，我国经济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明年经济形势会比今年更复杂。”著名经济学家汤敏(微博)说。从国内来看，这种复杂性首先体现在物价过快上涨，明年能不能收回一部分流动性并控制物价，这是经济复杂性之一。

　　其次，近年推动经济增长的几大动力，在明年可能都逐步衰退。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4万亿投资计划进入尾声;房地产投资增速明年可能也会下滑;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今年下半年由国外库存回补拉动的出口增速无法延续，因此出口也要下滑;因为通胀，老百姓的消费实际增幅可能也要下滑。“推动经济增长的这几大因素在明年都不是特别强劲。”汤敏说。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教授分析认为，国际经济环境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世界各国先行指数纷纷在2010年一、二季度见顶，预示着全球经济复苏的动力在2010年三、四季度开始放缓，这意味着2011年全球经济复苏将处于下行区间;其二，发达国家由于金融危机深层次的原因没有得到解决，投资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出口竞争力不足、政府债务率居高不下等因素直接导致了这些国家经济复苏步伐放缓;其三，发达国家通货紧缩的预期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货膨胀的预期产生直接冲突，从而引发双方在货币政策上出现背道而驰的调整;其四，国际资本市场出现短期资本流动加剧，大宗商品资本化趋势有所抬头。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直接导致明年我国宏观经济可能面临几个问题：外需可能放缓;中国货币政策转向的难度加大，操作的空间减小，热钱的大规模流入不仅会对冲货币政策回调的效果，更可能导致经济泡沫的蔓延;通胀治理难度加大。”刘元春说。

　　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但不宜过度夸大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的冲击

　　11月份，CPI突破警戒线达到5.1%，创下了28个月来的新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2010年会不会出现经济过热的情况?如何管理好通胀预期?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超愚在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胀历史时表示，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初中期与90年代后期的三阶段演化过程后，中国通货膨胀机制已经完成从高核心通货膨胀率向低核心通货膨胀率的结构转变。虽然2007年以来中国粮食及其他农产品价格上涨具有长期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性质，但是中国通货膨胀已经并且继续呈现低核心通货膨胀率的历史趋势。

　　“经济出现过热的几率不大，我个人估算明年通货膨胀大致在3%—4%之间。”海闻说。

　　刘元春认为，我们过度强调了3%物价水平目标值的重要性，过分强调了未来通货膨胀的严峻性。“一般民众在面对新型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过快上涨时，夸大了这些价格上涨对日常生活的冲击程度。”他说，事实上，恐慌心理不仅是通货膨胀预期形成的核心，也使大量资金进入供应偏紧的产品市场，进一步推高了物价。

　　明年推高CPI的有哪些因素?

　　“中国正处在投资回报非常高的时段，人们是不会把投资的钱拿去消费的。”海闻说。从很长的历史阶段来看，一开始大部分人先投资，等到回报率越来越低的时候，才会去消费。对中国大多数家庭来讲，现在还是积累财富的时候。“在积累财富的动机下，有钱他愿意去投资，愿意去更多地赚钱。明年仍然处在这个趋势当中。”

　　但是，在货币政策转向、流动性的回收和蔬菜价格回落、预期适度回调等因素的作用下，2011年中国将有效遏制价格上涨蔓延的趋势。刘元春表示，央行一方面要高度重视物价上涨问题，但同时不宜过度夸大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的冲击，造成通胀恐慌，从而进一步促推物价上涨的蔓延。“国家应当进一步提高主要商品物质供求信息的透明度，建立商品供求通告制度，以破除民众对目前食品供给的恐慌。”

　　“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首先要在控制物价、控制房价上积极地出台有力的措施。态度要明确，对恶意炒作，投机倒卖的现象要严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施祖麟说。

　　同时，专家提醒，由于明年恢复性的价格增长因素会减少，这也是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的因素。

　　宏观经济下行和上行力量相互交织。流动性回收是最为艰巨的任务

　　“2011年将是中国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其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宏观经济下行和上行力量同时存在，相互交织。流动性回收与通货膨胀治理是宏观调控最为艰巨的任务。”刘元春认为，其艰难性在于：第一，流动性是否能够按照央行的意愿进行大规模回收;第二，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具有强烈的双向风险，政府是否能很好地平衡资产价格回调与经济增速回落的冲突;第三，物价上涨的击鼓传花效应是否会持续;第四，单一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否能够应对多诱因的通货膨胀?

　　在商品银行信贷投放压力较大、信贷投放惯性较强、外汇占款规模上升以及历史存量较高等因素，使中国未来流动性进行大规模回收的难度较大。2009—2010年的信贷投放以中长期项目贷款为主，这样导致了信贷投放的速度和规模被项目投资的进度和规模所“绑架”。

　　自2010年三季度以来，中国贸易顺差、FDI以及热钱流动的规模都达到危机前的水平，从而导致外汇占款比重回升，这将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直接面临2004—2007年所面临的困境——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相冲突，导致紧缩的货币政策被大量流入的热钱所抵消。

　　汤敏亦指出，从国际因素来看，美国可能还会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欧洲债务问题还在恶化，财政上不得不削减支出，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这将不仅给我国的出口带来较大冲击，而且发达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还会给我们带来大量的热钱，这给我们控制流动性带来很大的难题。

　　刘伟表示，货币政策从实施到最终影响经济增长有个时间的滞后期。我国货币政策的滞后期通常是7个月到两年，这是在正常情况下。如果在危机的时候，滞后期可能缩短。

　　因此，2008年年底发行的大量货币，现在演变成为通胀的压力了，2009年新增的流动性可能明年表现，今年上半年的要到2012年。此前，我们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有代价。所以要做好准备，今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可能要做好承受较大的通胀压力的准备。

　　明年GDP增速仍有望保持在8%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内需求等将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总体来看，明年的经济增速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下滑，GDP增速大体会保持在9%—9.5%之间。”汤敏说。

　　海闻分析明年GDP放慢的因素时表示，当年刺激GDP增长的因素会减弱。“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政府使用了刺激实体经济增长的政策，大量的投资包括4万亿，这种恢复型增长的因素在下降。”他说，中央现在要求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健指的是收缩，就是说要有一种紧缩的趋势，这会使GDP增速相对放慢。

　　但是，同时也有使经济增长更快的因素。“明年是‘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各地的投资冲动可能不可阻挡，各方面都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十二五’的第一年对明年GDP增长的正面作用是很强的。”海闻说。

　　刘元春预测，2011年整体经济在增速常态化基础上将呈现小幅回落的趋势，GDP同比增速呈现“前低后高”，而环比增速呈现逐季小幅回落趋势，全年经济增长预计达到9.6%，季度波幅在2个百分点以内。

　　海闻也认为：“GDP可能明年会出现先低后高的状况。明年年初的时候稳健的货币政策起的作用比较大，但是下半年开始，‘十二五’规划拉动的作用就更加明显，所以我估计明年增长可能超过8%。”

　　“通过加大财政投入，我们还可以寻找到不少新的经济增长点。”汤敏指出，以下三方面可能是明年投入的重要方向。第一，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农村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应加大投入。现在粮食稳定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的后劲不足，以及农产品价格上涨，都是因为这些问题所引起的。第二，在明年商品房市场可能不太景气的背景下，国家可以加大保障房建设的力度。第三，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应该会有大量的投入。只要这些被真正推动起来，明年的经济就能够保持较快增长。

　　“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能弥补因稳健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总需求增速的减缓，同时也使政府对技术领域的支持成为可能。”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龚刚认为。事实上，积极的供给推动将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财政政策的基本走向。而中国较低的债务与GDP之比也同时说明中国的财政政策可以更为积极。

　　对于明年经济的具体上行动力，刘元春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第一，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新规划中所孕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振兴计划”、“区域发展规划”、“民生工程”、收入分配调整与新的消费刺激政策等内容将带来强烈的宏观经济刺激效应，有效对冲各种下行压力。第二，城市化的加速、“收入—消费”台阶效应等成为2011年宏观经济的支撑力量。转型时期的国家，建筑业是重要的支柱产业，通常是宏观经济的先期指数，经济复苏首先表现在新住宅的建设增加。中国到2050年，每年要有1800万—2000万农民要到城里来，住房建设方兴未艾。

　　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因素仍然存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是根本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要“切实增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内生动力”。对此，海闻表示，中国长期增长的因素仍然存在，这不是政策能够左右的，也就是说政府现在什么都不用管，中国的经济增长都低不了。沿海地区的增长速度可能会放慢，中西部的速度在加快，现在可以看到重庆、四川正经历高速增长的阶段，包括企业内移，它处在飞速增长、工业化的阶段，所以说长期增长因素仍然存在。

　　“由于重型化的产业结构、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难以避免。不过在竞争性市场体系支持下的技术进步，能够沿产业链方向逐级吸收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影响，基本消除中国通货膨胀的资源成本推动因素。”郑超愚说。

　　郑超愚说，由于土地粮食生产率的增长潜力有限，中国仍然需要继续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适度提高粮食产品价格，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保持农业比较收益。过分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可能导致劳动力要素的逆向替代，使得经济发展落入廉价劳动力陷阱。价格稳定目标以及继续工业化，应该以粮食产品价格与货币工资率的同时上涨作为其重要结构性约束条件。

　　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王建伦认为，“政府应理顺各群体间收入分配的关系，妥善协调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的关系，要推行保底、扩中、调高这三项工作。即建立城乡低保，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通过纳税、社会捐赠等措施，调节少数人群的过高收入，把调节下来的部分对公众进行二次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