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中国经济这十年最大的挑战是环境

　　中国经济2019年可能达到周期最高点9%的增速

　　根据所做的分析，成思危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周期性1986年前基本上以五年为一个周期，此后以十年为一周期。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经济周期是中高速、波动性比较大的周期，第二个周期2002——2012年是一个高速增长的周期，这个周期应该是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周期。

　　许多投资者认为，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会继续放缓，会低于7.5%的预期增长目标，在成思危看来今年经济属于“稳定增长”，所谓稳定增长就是保住增长的下限，控制增长的上线，所以在这个周期里面，大体会平稳保持在7%--8%的增长，但是既然是周期就会有上升和下降的阶段，根据分析预测这个周期的高点可能是2019年达到9%的增速。

　　为什么说最高点在2019年呢?三中全会的决定逐步落实会使我国经济转型取得一定成绩，随着主要领导人积累更丰富的经验，也树立了我国更强的治国理政能力，2018年是换届年，随着一大批新的年轻干部上来，他们会更努力的去发展经济，所以成思危认为，2019年可能会是一个顶峰，“基本上接近GDP翻两番的目标，随着基数的增大和国家经济环境的变化，2019年以后经济会逐渐往下走，2023年可能的增速在7%--8%之间，2023年以后再下一个周期，经济增速会在6%--7%的范围内”。

　　这十年最大的挑战就是环境

　　2005年我国GDP增长10.4%，由于能源效率低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损失相当于GDP的13.5%，2010年测算的环境成本占GDP的12.5%，虽然有所降低，但是还是高于GDP的增长。

　　环境成本高于GDP的增长实际上对环境负债，这个债虽然是隐型的，可能会传递很长时间影响到子孙后代，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现在的雾霾天气等可以说是大自然、环境对我们的报复”。

　　1886年恩格斯说过“人们不可以过渡陶醉于对大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的胜利大自然都报复我们”，上个世纪80年代联合国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然而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真正落实还需要相当长时间，对于我国而言，这十年，降低环境成本则成了最基本的民生问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成思危认为，要减少汽车对环境的污染，除了尽量限制汽车的增长还应提高燃油标准，“我们汽车的柴油是国一标准硫含量是500个PPM，欧美的标准是10个PPM，也就是说我们一辆车排放量是欧美50辆车的排放成本”。要解决北京的雾霾问题就得解决能源结构的改变，减少煤的应用增加天然气、石油以及新能源的利用。目前我国煤的使用占整个能源比例的70%，天然气、石油占20%，尽管政府有一个雄心勃勃的新能源计划，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即使到2020年对石化能源的依赖也只有从90%下降到85%，所以形势很严峻。

　　我国目前能源结构的弹性系数大概是0.7，就是说要保证7%的经济增长速度需要将近5%的能源增长速度，“所以认真调整能源结构是治本之策，而这十年，相对于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来说能不能解决好环境的问题可能对政府最大的一个考验”。

　　希望比挑战大

　　美国的次贷是银行把钱借给没有还款能力的个人，在成思危看来，中国的次贷是银行把钱借给没有还款能力的地方政府，“这也是一种风险”。

　　2010年7月审计署的报告显示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是10.7万亿，2011年也是10.7万亿，但是去年中央下决心全国查的结果是20.8万亿，这个数字是相当高的。

　　现在有1/3的地方政府还债有问题，一些地方同志说，“银行追着我们借钱，只要有理由就借给你，我们想不借就是傻子，借少了也是傻子，借了想还更是傻子，所以借的时候就没打算还都等着中央政府买单。”那中央政府买单不就是鼓励赖帐吗? 再一个就变成银行的坏账，“借新债还老债”这样就更成问题了。

　　投资可以增加就业、拉动生产资料和生活消费，投资也是最容易增加GDP的办法，所以过去很多官员过分地注重GDP的增长，过分强调投资也带来了一些负作用，比如投资里有水分，豆腐渣工程建的时候有GDP，跨的时候再修有GDP，或者建的时候有GDP建成后不能投产或运转费用不足以收回投资只好政府去补贴，而一个项目占GDP里有10%的水份，第二年再增长GDP，就补上10%的水份，那么投资就得不仅仅造成第二年要增长1个百分点，按照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索罗的公式，投资增长速度绝对不应该高于GDP的一倍，但是近年来，我国投资增长速度都高于GDP的一倍，也说明投资的效益太差了，但由于投资能拉动GDP的增长，所以大家还是使劲地去追求,过度投资也挤出技术进步，从数据上看，这几年我国综合要素的生产力(TFP)对经济的贡献率没有增长，技术进步、教育(使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管理这三者都不重视，怎么能够更好地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挑战需要政府官员真正转变观念，不过分依靠投资这种外延性增长的模式，真正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分配上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行使政府的管理职能”。

　　尽管充满挑战，成思危认为中国经济的希望比挑战还要大，“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制度创新是改革的红利资源，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很多都是制度上的创新，“这种制度的创新它的潜力如果激发出来，将对经济起着重要的作用，这里只讲两个例子”。

　　转移农村劳动力

　　城镇化的作用在哪里?除了拉动经济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进步。所谓现代化按照西方现代化理论就是工业化加民主化，工业化构成里城镇化、劳动力的转移是必不可少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解决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最根本的措施，现在老讲分配不平等，其实最大的不平等是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收入的不平等，城市居民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倍以上，几年以来这种情况没有大大改变。城市居民购买力是农村居民购买力的4倍以上，城市居民享有的各种公共服务，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各种服务比农村好得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能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也能解决农村过剩的劳动力问题，农村过剩劳动力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所谓完全过剩，边际产出为零，多派一个人没增加产出;另一种是低收入的，虽然它的边际产出虽然不为零，但边际消费为零，这是他自己创造，没有购买力，或购买力很小。

　　目前，我国农业劳动生产力和工业劳动生产力相差得很远，纯农业劳动生产力(种地的种植业劳动生产力)大概每人每年创造的就业增加值是300—500元，世界十大国的劳动生产率，第一档是美国、法国、日本，人均3—5万，第二档巴西、俄罗斯、土耳其，每人年均3000—5000，第三档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是300—500元，转移到工业的劳动力，每人每年创造的增加值2万元，我们大概只有美国的1/8，德国的1/5，但从300—500美元到2万美元这个飞跃是很大的，所以当农民进入城市，从农业生产转移到工业生产以后，如果有足够的就业岗位，它创造的社会财富就大大增加了。

　　多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以后，农村就可以进行适度农业经营，提高农业的生产力，至少我们可以赶上第二档国家。转移农村劳动力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英国采取跑马圈地的方式：剥夺农民土地，把农民赶到城市做工;美国采取兼并的办法：有实力的农户兼并贫弱农户;拉美地区把农民吸引到城市来形成贫民窟。“我们不能这样做，要以人为核心做好城市化，农民进城以后，解决他的住房、社保、子女教育、就业等一系列问题，而且最后要解决他的户籍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很简单的问题，但又是非做不可的”。

　　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解决二元经济结构一方面转移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提高农村财产性收入。“有人把改革现存的土地制度称为第二次土改，我觉得还有点道理”，新中国成立之初搞的土改把土地分给农民，1955年集体化又把土地收回来变成集体所有，农民的权利始终没有明确。

　　而这次三中全会从四个方面明确了这个问题，“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也要采取同权同价的办法”，“别看它一句话，2005年建筑法执法检查我去过一个省，政府收农民的地3万元/亩，开发商答应每一户可以有一人到他那儿做工，但是政府卖给开发商是40万/亩，这中间有这么大的差价”。汇报的时候都说农民都很满意，实际上，3万元很快就用掉了而安排一个工人做工有各种条件。这次把农村的集体用地和政府所有的地同样地通过市场来确定，这很重要。而且还明确一句“增值的收益要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合理分配”。“长期确定农村的承包权而且这个承包权可以流转”，原来农民是有承包权的，但承包权不稳固农民到城市以后土地承包权就会落空，这也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农村的集体事业收益农民有股份有分红，但他到城市里就要求转让退出;“农民的宅基地有义务权，农民可以处置可以转让抵押”;这四个措施应该说对我国解决二元经济结构会起到重要作用，原来农民不但收入低财产也少，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以后，无论他留在农村还是进入城市都会有一定的保障，而这些制度创新都会在将来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是不是中国经济下行?是不是有很多问题?常遇到一些人提类似这样的问题，成思危表示：“我们国家这些年各方面取得的成绩和进步是世界有目共睹的。尽管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尽管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不少的曲折、挑战和险情。但是我相信，在本世纪中叶，不管你们高兴不高兴，中国一定可以成为富强、民主、高度文明的、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抱着这样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