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信部部长苗圩谈产能过剩：不再新增产能项目

对话苗圩

工信部部长苗圩谈产能过剩、产业政策及电信与汽车业改革

◎ 财新记者 胡舒立 王力为 | 文

几年前，当吉利准备收购沃尔沃之时，前后花了三年时间才跑完各部委，完成全套审批程序。其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下称工信部）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称发改委）意见不一。工信部曾经专门组织研讨会分享吉利的国际化经验，发改委则因时任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对收购有异议迟迟不表态，几致收购流产。

2014年3月24日，国务院发布的一份重要文件，有望终结类似现象，将并购的决定权还给企业。

这份文件的全称为《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下称《意见》）。尽管《意见》还只是原则规定，但其中诸如取消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前置审批、放开优先股等内容仍引起市场普遍关注。

《意见》发布当天，沪指即上涨1%。股市以大涨显示对未来改革的期待。

《意见》改革力度之大引人注目，并不止于为上市公司松绑，给各部门部署的下一步工作要求也相当明确，几乎都有具体指向。

比如，取消对公司并购重组及各类资产转让行为的前置审批，代之以加强事后监管；以及取消部门之间互为前提的审批，代之以并联式的审批，旨在为企业构建一个更自主、宽松的市场环境。

再比如，要求财政部修订完善企业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政策，这是试图从税法上解决过去多年来制约国内跨地区并购的政策障碍——出于保住GDP和税收的考虑，地方政府往往不愿意本地企业被外地企业或中央企业收购。此外，如人社部承诺将从失业保险基金出资设立稳定岗位补贴，以鼓励企业在兼并重组时稳定员工队伍；国土资源部将完善土地使用制度，对于退回或置换工业用地的企业支付土地补偿费以用于企业安置职工、偿还债务等。

《意见》在此时出台，有很迫切的理由。

过去十年，中国在钢铁、水泥等行业累积了远超市场需要的产能，新一届政府希望通过兼并重组来压缩部分产能。但和以往不同，这份新出台的文件没有在具体行业提出具体的压缩目标，而是从机制与体制上着手，取消各种事前审批，解除税收束缚，加强补贴来让企业能够更自主、更方便地实施并购或资产处置。

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新一届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改革目标。这意味着政府要退后一步，官员要让出手中的权力，惯性和利益巨大，操作不易。这份文件是朝向市场化方向一个相当有力和务实的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文件由工信部牵头来制定，此前由12部委组织的企业兼并重组工作部际协调小组也由工信部牵头，而不是有“小国务院”之称的发改委。

在各类并购重组和重大项目投资问题上，过去发改委一直是核心的审核部门。为了能够拿到批文或路条，再牛气的企业领导人和地方大员也不得不在发改委各科室门口排队等候。

这使得外界增加了对工信部在新一轮改革中角色的期待。上述为并购松绑的改革，都需要各部委进一步出台细则予以明确，作为部际协调小组的牵头部委，工信部仍有督促之责。

自四年前苗圩接任工信部部长至今，工信部一直给予外界开放、改革而务实的印象。工信部在电信领域放开虚拟运营商，引入竞争；同时在对微信的监管上坚持审慎的原则； 为互联网电视打开方便之门，发放4G牌照，鼓励创新。现在，关于汽车行业是否应该放开50∶50对外合资比例限制争论又起，新能源汽车领域如何冲破地方保护，以及FDD-LTE标准的4G牌照何时发放，均是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工信部在这些问题上如何抉择，未来是否会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中担当更有分量的角色？3月18日，全国“两会”闭幕不久，工信部部长苗圩在北京万寿路27号的工信部18层会议室接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尽管一开场就声明当天主谈产能过剩与产业政策， 但随着采访的深入，对于财新记者更关心的电信、汽车业改革等问题，他也一一作答。一如三年前被财新记者在全国“两会”上堵住时一样，无论多么敏感的话题，他都全程保持微笑，坦然作答。

当市场遭遇自主知识产权

从合肥工业大学内燃机专业毕业，又在中国汽车总公司生产部工作多年的苗圩，对于技术，特别是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有一种本能的亲近。他在2013年9月参观“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时，兴致勃勃地去了爱立信、上海贝尔、华为、中兴和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的展台，看了各种高科技产品，然后通过TD-LTE现场与青奥会的工作人员通话。

中移动2013年能够正式启动基于TD-LTE的4G（第四代移动通信），得益于苗圩的支持。TD-LTE是4G时代的两种国际标准之一，另一国际标准为FDD-LTE。2013年3月，苗圩在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时还谈到，因为速度原因以及基站规模和终端问题，4G发牌需要两三年时间。仅仅五个月之后，他在中移动邀请下在杭州B1快速公交车上体验了4G上网、下载，对其4G技术的成熟度的看法大为改观，随即表示年内即可发牌。他也迅速付诸实施。2013年12月，工信部向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家国有电信运营商发了TD-LTE标准的4G牌照。

4G发牌的过程，显示了这位现年59岁的部长的一些个人风格：务实开明，热爱技术，以及愿意接受改变。

苗圩有“少帅”之称，42岁执掌东风汽车，年过50岁即出任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55岁执掌工信部，在中央核心部委的“一把手”里也是较为年轻的一位。

虽出身国企，苗圩上任以来的多次公开发言中都表现出对市场选择机制的尊重，以及对政府权力的克制。

在2013年3月举行的第二届岭南论坛期间，苗圩做客《财新下午茶》时强调，企业不用刻意区分国企民企，工信部的立场是更多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而中小企业“正好99%是民营企业”。

苗圩对于新兴的互联网保持了开放的态度。在对微信的监管上，他的态度非常明确，首先是不能让电信运营商借助垄断地位来遏制增值服务，然后鼓励各方商业化谈判，用市场手段解决。对审慎监管原则的坚持，给微信留出了难得的发展时间和空间。“三网融合”层面，工信部早在2012年就率先给广电系统的天威视讯、电广传媒发了互联网业务的牌照。

在汽车领域浸淫多年的苗圩并非电信技术专家，但他乐于从用户角度思考问题。宽带网速慢受到消费者批评，他在财政部、发改委等部门还没表态的情况下，就先在电信领域推广宽带普及提速计划。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苗圩对媒体表示，4G业务资费过高是一个事实，“最终还是要靠竞争，通过竞争一定能够把资费降下来，达到人民满意的效果。”

此次接受财新记者专访，苗圩一如既往强调竞争的作用，也对如何达成竞争有清醒的认识。比如，谈到4G资费问题，苗圩认为根本办法不是靠政策管制、管控。“这是管不住的。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建立一个竞争更加充分的市场格局。”具体而言，这意味着市场份额更分散，分布更均匀，不能中国移动一家独大。

工信部从2013年开始发放虚拟运营商牌照，无疑对促进竞争有正面作用。但是，在FDD问题上，政府干预市场的痕迹依然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各级政府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冲动。

在3G时代，中国拥有部分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并未形成强大的产业链，上网速度慢，用户体验差，升级乏力，这令着力发展这一标准的中国移动饱受煎熬，转而寻求在4G上寻求突破。

2013年12月4日，工信部向三大运营商同时发了TD-LTE牌照，FDD 牌照至今仍没有一个明确的发放时间表。这使得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大规模部署FDD LTE网络的想法受阻。在3G时代，这两家公司受益于FDD技术和CDMA技术，正对中国移动形成赶超之势。它们没有TD技术的积累，更愿意选择FDD LTE标准来组建4G网络。

但是，显然是为了给TD-LTE留下足够的发展时间和空间，中国至今没有发FDD的牌照。作为主管部长，苗圩在此次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强调，“中国不会不发展FDD，但什么时候发，怎么发，需要经过试验后再决定。”

决策者虽然已经想好改革的路径——市场化，但是，到了具体的问题上，执行者们难免还会在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的影响下动作变形，特别是在尊重市场还是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发生冲突的时候。

汽车业也是如此。对于近来业界要求放开合资股比的呼声，财新记者近期从工信部内部获悉，是否放开合资股比，业内分歧很大，还有很多老同志坚持要保留50∶50的股比，决策层也考虑到要给发展自主品牌留些空间，目前倾向于暂时不调，继续研究如何平衡分化的观点。“你也不会希望满街跑的都是外国车吧？”工信部内部人士称。

在反对者看来，坚持合资股比并没有能够培养出真正有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和中国自主品牌。对于这一敏感话题，苗圩显然也在反复权衡。苗圩当年任东风汽车总经理时，正是通过与日产合资将东风从破产边缘拯救出来。中国的三大汽车厂商是合资股比限制的受益者，但它们的独立能力不足也是不争的事实。苗圩在一次内部座谈会上曾坦言，“时间是有限的，资源是有限的，自主品牌必须尽快培养能与跨国公司竞争的能力。”

中央意愿与地方保护

在“4万亿”之后，如何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是工信部现在面临的一个大挑战。在这一问题上，工信部要面对的是来自地方政府的强大阻力。和中央不同，地方上总倾向于上项目，而不愿意关项目，压产能对于曾以GDP为主要政绩指标的地方官员来说，是万不得已的选择。

从去年到今年的两次专访，苗圩反复表达了希望通过市场机制和办法化解产能过剩的基本思路，比如更多用环保、技术和信贷的手段来淘汰落后产能，而不是用行政命令式的办法来压。

苗圩坦陈，很多项目本来就是地方违规批的，现在压缩也需要地方和中央朝着既定方向一起努力。问题是：如何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工信部提出的办法是在严禁新增产能的前提下，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建设项目，实施等量或减量置换。即先淘汰、压缩落后产能，腾出来的产能指标，按照等量或者减量的原则，新上一些高水平的产能。此外，在省和省之间，探索建立过剩产能的交易制度。

苗圩举例说，有的省具备发展钢铁的条件，但没有那么多落后产能需要压缩；河北省是要净压缩的，河北省压缩的产能就可以卖给那些还需要上项目的省、自治区，换成钱来安置职工、产业转型等。置换的基本原则是政府引导、企业自愿、市场化运作。“这就是给出路。”苗圩说。

在谈及政府是否做好了承担压缩产能会产生的一系列代价，比如信贷风险、员工不满时，苗圩表示，在化解产能过剩的过程中，政府不应对破产企业及其债务兜底。然而，由于地方的惯性，现实未必如此。

在3月24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工信部副部长苏波出席并发表讲话。在问答环节，一家大型水泥公司的老总率先发问，用等量或减量置换的方式淘汰产能，是否又给一些企业新增产能留了口子？

苏波表示，产能过剩有相对过剩和绝对过剩。前者如光伏和汽车产业，产能是成长性的，过剩存在周期性，因而可以随着经济发展被消化；对于包括水泥和发电设备等在内的绝对过剩，苏波表示，产能的等量替换是“过渡性的措施，不是永久性的措施”，“最终还要靠市场去调整”。

但在当下，中国事实上无法单纯依靠市场来调整产能过剩。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马力强就提出，现在企业活动的诸多方面，如土地、项目审批、环境等，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仍然很大，因此是否还要考虑政府和市场手段的结合？苏波的回答是肯定的。

在新能源汽车上，工信部面临着与化解产能过剩和企业兼并重组工作类似的困难——地方保护。苗圩支持中国发展新能源汽车，但并不偏向电动车路线。对于所谓电动车“弯道超车”的说法，也有清醒意识。早在2009年，他就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承认，中国的新能源车与国外还有很大距离，批评有些企业“炒过头了”。

中国对新能源汽车执行中央和地方双补贴制度，但很多地方对于外地企业生产的新能源车设置了种种技术壁垒，不提供上牌的便利和地方补贴，这些地方保护将中国的新能源车市场分割成一个个的堡垒。为此，苗圩曾多次游说地方官员，称地方保护实际上是在保护落后，放进几条“鲶鱼”，对市场反而是一种促进。工信部也尝试让一些开放的试点城市介绍经验，号召各地学习。这些举措在强大的地方保护动力面前，至今效果不彰。

中央确有改革的决心和冲破地方封锁与保护的意愿，但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地方官员的实际操作？从工信部的实践看，改革不易为，中国要最终实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依然任重道远。

工信部从何改起

“今年重点是推一些认识上大家比较一致的改革”

财新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工信部准备从哪些方面着手改革？

苗圩：这个问题太大了。三中全会的改革一共是300多项。改革任务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涉及工信部的改革任务主要还是在经济和生态文明领域。

我们也在研究整个改革到底怎么做，今年从哪些方面入手。因为三中全会的改革划到2020年时间段，得分期、分阶段陆续展开，今年重点是推一些认识上大家比较一致的改革。

还得考虑一个因素。有些改革是长期利好，但会影响当前经济的增长。现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很大，还得考虑到这个因素，不能不顾一切地推出去，推出去以后当期受不了，有可能长远也坚持不了。

还有些改革，认识还不完全一致，需要从调查研究、试点开始入手，分不同的情况、分时间、有序地、渐次地往前一点点推进。

当然，尽管有一些改革现在认识还不一致、或者现在不具备推出的条件，但是符合总体的改革目标，也不能都往后拖。

所有改革——不管是今年要完成的、今年要推出的、还是今年要试点的，总体都得有一个通盘考虑。

财新记者：短期内工信部的改革措施会有哪些？

苗圩：我们认识比较一致的改革措施，今年有这么几个。第一是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加快自身改革。工信部在中央国家机关里头是审批事项比较多的，大概在前十位。

去年以来，工信部已经取消和下放了17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全部行政审批事项的30%。

我们也确定到今年年底前，部里的行政审批项目将再取消或下放一批，把一些管不了、管不好、本来就不该管的事情放出去，或者取消、或者下放，最大限度地缩小审批、核准、备案的范围，这是第一。

第二是研究在新时期，如何做好政府宏观管理工作。比如三中全会提出来的政府管理要管战略、管规划、管政策、管标准，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从原来的重审批、轻监管更多地转向事中和事后的监管。这些方面我们做了一些探索，但还不够。未来我们会着重加强电信、无线电、烟草、稀土、民爆等领域的市场监管，着力提高互联网行业管理水平。

再比如一些垄断性行业对民营企业的开放。对工信部来说，一个是国防军工、一个是电信。国防军工主要是我们部里面国防科工局来负责；电信是对民营企业开放，部里直接负责。

去年年底我们分两批发了19张移动转售业务牌照，社会反响非常好，认为这是对民营企业开放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申请很多，最近还要再发一批。

电信业开放我们还定了一条，就是宽带接入网对民营企业开放，目前正在有序推进相关工作。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上海自贸区开放。上海自贸区在电信业务方面有七个方面我们都承诺对外资开放，也希望以开放促改革。

化解产能过剩

“当务之急，是要在明确各方责任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缩小行政审批、核准范围，减少政府对企业投资活动的行政性干预”

财新记者：现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大家都比较关注。中央明确了责任主体是地方政府，工信部和地方政府将分别扮演什么角色？

苗圩：在中央政府这个层面，工作任务就是发改委和工信部，两家牵头，会同财政部、环保部等有关部门，一起来推动化解产能过剩的工作。各省级人民政府主要是结合实际，抓好化解产能过剩任务的实施。

工信部的职责主要是围绕控制增量和调整存量，制定、完善相关政策措施。

财新记者：工信部具体打算如何控制？

苗圩：首先要坚决遏制五大行业（包括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盲目扩张的势头，今后几年不以任何名义核准、备案新增产能项目，指导地方对违规在建和已建成项目进行清理，区分不同情况，分类妥善处理。

其二，研究制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在严禁新增产能的前提下，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建设项目，实施等量或减量置换。如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环境敏感区域，实施减量置换。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建立政府引导、企业自愿、市场化运作的产能置换指标交易。

优化存量方面，包括通过严格执法和市场竞争淘汰一批落后产能，强化环保、能耗、安全生产等标准约束，加强运用差别电价和惩罚性电价、水价等经济手段，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的市场环境，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完善企业兼并重组相关审批制度，协调解决跨地区、跨所有制兼并重组中的问题。

我们还要通过推动消费升级，消化一批过剩产能，制定、修订相关产品使用标准，带动产品升级换代，拓展消费领域，挖掘国内消费需求，来消化过剩产能。鼓励企业“走出去”，引导过剩产能向外转移，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各类经济合作平台，加强对外产业合作，引导产能过剩行业向外有序转移。另外，按照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加强分类指导，根据各地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推动产业向生产要素优势集中的地区有序转移。

我们也要在加强指导和服务方面，通过加强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动态监测分析，建立产能过剩信息预警机制，适时发布产能过剩行业相关信息，帮助企业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欢迎舆论媒体监督。为此，我们正在加快公开包括所有在建违规项目的处理结果、建成违规项目的整顿方案、产能等量或减量置换方案、符合行业准入和规范条件的生产线和企业名单、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以及过剩行业产能利用、市场供需等在内的相关信息。

财新记者：截至目前，工信部做了哪些部署，效果如何？

苗圩：去年5月份，发改委和我们下发了一个紧急通知，先叫停准备上的项目。如果不叫停，情况会更糟糕。做到令行禁止，要再发现地方不顾中央三令五申，再越权违规地审批项目，开工项目，严格责任追究，这是第一。

第二，紧接着，去年10月份，我们两个部委又报请国务院，下发一个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若干意见。意见做了一些具体规定，比如说，违规建成项目怎么处理，违规在建项目怎么处理；对这些行业长远的发展采取什么政策措施。总而言之就是有堵有疏，因势利导，通过几年的努力，逐渐把行业发展存在的系统性风险一点点消化掉。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非常注意更多地使用经济的办法、法律的办法。还得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很多项目是它们批的，现在压缩过剩产能也需要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一起来努力——按照设定的方向。

我们还是给出路的。比如说，这些行业要以省为单位，实现等量或减量置换。先淘汰、压缩落后产能，腾出来的产能指标，按照等量或者减量的原则，新上一些高水平的产能。这就是给出路。

在省和省之间，要探索建立起一个过剩产能的交易制度。有的省具备发展钢铁的条件，但没有那么多落后产能需要压缩；河北省是要净压缩的，河北省压缩的产能可以卖给那些还需要上项目的省、自治区，换成钱，因为有的省可能没那么多落后产能需要淘汰。

再比如，在电解铝行业，我们制定了一个阶梯电价政策，确定每吨电解铝耗电的基准指标，达不到这个指标，实行惩罚性电价；优于这个指标，优先支持参与电力直接交易，这样实现优胜劣汰。电解铝的能耗非常高，一吨电解铝要耗一万三四千度电，用这种办法进一步压缩落后产能的发展空间，给先进产能创造更好的条件。

财新记者：化解产能过剩工作，在你看来根本性的办法是什么？需要平衡考虑什么因素？

苗圩：总的来看，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牵扯面大、影响范围广，各行各业各地情况都不一样，而且导致产能过剩有体制机制、管理方式、发展方式等多方面的深层次原因。解决这个问题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需要国务院部门和地方政府通过努力共同完成。

在此过程中，尤其需要各地方政府妥善处理好职工安置、债务处理等一系列问题。地方政府还肩负着发展经济、提高收入、改善民生等，责任很大担子很重，因此需要包括工信部在内的国务院相关部门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和帮助。

化解产能过剩最根本的措施，还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转变以追求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

当务之急，是要在明确各方责任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缩小行政审批、核准范围，减少政府对企业投资活动的行政性干预；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类规定和做法，严禁并惩处各类违法实行的税收、价格、土地等优惠政策行为。

产业政策走向

“产业政策将限定在弥补市场缺陷方面，而不是替代市场；将更加注重竞争政策，供给端与需求端并重”

财新记者：未来还搞不搞产业政策？

苗圩：搞啊，当然要搞。

财新记者：怎样划定产业政策的范畴？

苗圩：产业政策有狭义和广义的，国际上也没有一个非常完整、准确的、大家公认的定义。在发展过程当中，通常东方国家，像日本、韩国，比较明确用产业政策来促使供给端能够更好地符合市场的要求；欧美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产业政策，但是事实上也有，像奥巴马提出的制造业回归、重建制造业；像最新的德国工业经济4.0，这些实际上都是产业政策。

财新记者：其他国家产业政策的重点和方向有何改变？

苗圩：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产业政策主要体现在两个目标上，一方面注重竞争政策，通过反垄断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另一方面是促进技术创新。

近年来，日韩、美欧等国有关产业发展的政策都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日韩的产业政策，更加注重适应国际上科技发展新趋势来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后，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在历史上从未像现在这么重视结构性和产业发展政策。所以说，产业政策没有退出历史舞台。随着形势变化和科技进步，特别是在全球孕育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化的时代背景下，产业政策的内涵和目标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一点我们应该高度重视。

财新记者：中国未来如何制定产业政策？

苗圩：产业政策不是替代市场作用的发挥，而是为了弥补市场缺陷，由政府采取的补救性政策。

产业政策主要解决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问题，结构性问题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矛盾。因此，产业政策亟待调整和加强。未来重点应该是解决技术创新、公平竞争、产业组织、地区分布、节能环保、对外开放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但我们需要从战略上谋划：明确哪些领域需要增加，哪些领域需要修订，哪些领域市场缺陷少应该相应取消产业政策，来适应当前形势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所以，我们新时期不是要不要产业政策的问题，而是如何制定好、实施好产业政策。

具体而言，在制定过程中，一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产业政策限定在弥补市场缺陷方面，而不是替代市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产业政策将更加注重竞争政策，为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第二是要促进实现创新驱动。当前我们处在比较优势转换的关键时期，技术创新将决定工业发展的未来，将取代成本优势，决定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因此，创新政策应该是功能性产业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

第三，也是过去相对被忽视的一点，是搞供给端与需求端并重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尽管基于西方经验，总体上偏重供给侧政策，但是需求侧政策对产业发展同样重要。比如，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需要在应用方式上予以呼应；新能源汽车也需要加快示范应用。这是我们未来的产业政策中应该重视的。

4G竞争格局

“在中国不会不发展FDD，但是什么时候发牌照，还得通过试验取得经验以后决定；今后国际的趋势也会是FDD和TDD融合发展，同样，未来中国也绝对不会是单一网络的方式”

财新记者：你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出，要通过竞争把4G资费降下来，但现在真正得到批准并做好准备开建4G网络的只有中国移动。外界非常关心中国是否和什么时候发FDD的牌照。对4G牌照的发放，考虑了哪些因素？

苗圩：4G主要包含了两种标准，一种叫TD-LTE，这是以我们国家为主提出的，现在被国际电联采纳的4G的一个标准；第二个就是由欧洲提出来的叫LTE FDD标准，以WCDMA为基础。

现在由于起步的基础和条件不一样，中国移动3G时就是用的TDD技术，当时用的是TD-SCDMA，所以它向4G的TD-LTE演进就比较顺畅。另两家呢，一个是3G的时候欧洲提出的WCDMA；还有一个是美国提出的CDMA2000。除了这三种技术，美国还提出了WiMAX技术，但现在遇到很大的困难。最近在巴塞罗那国际电信展上，世界上有几十家WiMAX运营企业表示，到4G时代也将向TD-LTE演进。这意味着我们提出的标准，将来除了能在中国使用，在国际电信市场上，也会占有相当大一部分份额。

为什么会这样？一是刚才讲的WiMAX技术后来遇到了很大困难；第二，很关键的一个因素是，无线电频率资源是非常紧缺的、不可再生的资源。我们提出的TD-LTE有一个好处，不需要对称地分配上下行频段，同时可以灵活配置上行和下行时隙配比；FDD制式必须要找对称的上行、下行频段。现在频率资源本身就紧张，能找到对称的上行和下行的就尤其难。基于资源占用方面的这个情况，国际上发展TD-LTE标准，我们认为是一个必然。

我们再展望一下，将来5G——现在我们也在研究，5G时代有可能国际上统一成一个标准，这就大大方便了设备制造商、终端生产商、电信运营商，特别是老百姓用户。一部手机走遍世界，这不是很好吗？

财新记者：在大家抱怨比较多的电信资费问题上，工信部怎么管？

苗圩：关于资费问题，大家有一个误解，认为是工信部在管价格。其实，对客户端的收费标准，很多年前我们就放开了。企业在竞争中不断降低用户端的资费 。

对于用户价格的下降，我知道中国移动刚刚公布从4月1日开始下调4G的资费，这一块价格工信部不管，都是运营商自己决定的。

我注意到大家对4G的发展充满了期待，主要的不满意就是资费过高。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的办法不是靠政策管制、管控，这是管不住的。根本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建立起一个竞争更加充分的市场格局。格局一旦形成了，我相信不用扬鞭自奋蹄：谁在竞争当中收费高、服务不好，用户马上就甩掉你。

财新记者：这个竞争格局如何促成？

苗圩：4G业务的开展是技术进步的结果，给用户带来了极速的上网体验，这首先是件好事。但也得看到，目前我国4G牌照发放时间短，网络建设需要一定时间周期，数据承载能力还非常有限，完全大规模商用并发挥电信行业特有的边际成本效应还需一定时间。

目前4G数据业务实行市场调节价，电信企业仍在积极探索如何设计资费方案。用户对这么快的网络速度可能带来较高的通信消费支出有担心，可以理解。

我们对此进行了跟踪了解，并针对用户关注的问题开展了相关工作。一是针对用户反映资费贵的问题，我们积极推动电信企业通过多种方式降低4G资费水平。从目前情况看，4G资费水平相比3G已有所降低。

另外对于用户担心速度太快，会出现天价账单的情况，我们已经督促电信企业建立了相关保障措施。目前市场上实际开展4G业务的运营商只有中国移动。前段时间中国移动已在网上公布了保护措施，如“流量实时提醒”“流量封顶”“流量自动锁网”等，以此来避免出现天价流量费。

我们相信随着4G业务的逐步展开，通过企业竞争，相关的资费水平也会随着业务量的上升和用户规模的扩大逐步下降，资费方案也会越来越优化，越来越契合广大用户的需求。

财新记者：电信和联通要在4G网络上参与到有效竞争中来，恐怕更多地还是会依靠FDD技术。中国是否会发放FDD的牌照？

苗圩：FDD进入中国得根据中国现在频率分配使用情况来重新考虑。另外对于这两家，还要有试验试点的问题，它必须在一些城市先通过规模试验来验证各方面发展的情况。这里面还有很多基础细节，比如语音究竟是依靠CDMA网还是GSM网？实际上需要在试验的基础上决定FDD到底怎么发展。

在中国不会不发展FDD，但是怎么样发展、什么时候发牌照，得通过试验取得经验以后决定。

财新记者：什么时候开始试验？

苗圩：试验马上就开始了，取决于两大企业的准备情况。而且今后国际的趋势也会是LTE-FDD和TD-LTE融合发展，同样，未来中国也绝对不会是单一网络的方式。

财新记者：今年会发吗？

苗圩：这要看试验情况，我们将结合试验进展情况，根据企业申请适时发放。

财新记者：在对三家运营商非对称监管的监管框架下，是否存在三家之间永远摆不平的问题？

苗圩：2008年电信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推动形成三家拥有全国性网络资源、实力与规模相对接近、具有全业务经营能力和较强竞争力的市场竞争主体。均衡电信市场格局的根本目的还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通过充分有序竞争，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改善用户服务水平，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分享电信行业发展改革成果。当然，我理解你提到的摆平也不是要绝对的摆平，只需大体均衡，能够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但像现在在移动通信领域中国移动占70%，中国电信占13%，中国联通占17%，这样一个格局是不利于竞争的。

财新记者：2014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网间结算调整方案，在一些人看来是对弱势运营商的扶持，你怎么看？

苗圩：根据市场发展、竞争的情况，及时调整结算政策，是世界各国促进市场有效竞争、保障消费者权益的通行做法，也属于各国政府监管的重点。

我们在继续维持支持TD-SCDMA发展的移动话音非对称结算政策的基础上，调整了移动网间结算政策，目的是为资费下调打开空间，进一步强化移动市场有效竞争，最终让消费者得到实惠。

此外，去年以来，为加快推进“宽带中国”战略，我们实施了放开中国移动固定业务经营限制，下调了互联网网间结算价，增设了7个互联网骨干直联点，还有加强互联网互联互通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推动宽带市场发展和竞争。

移动网间结算政策调整，是这一揽子政策的组成部分。综合来看，这些政策对运营商影响各有利弊，但是总的来说对电信用户有利，能够让老百姓在使用业务时有更多的选择，促进电信服务质量提升和资费下降。从长远来讲，这也会推动我国电信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电动车：放进两条“鲶鱼”来

“地方政府往往不是直截了当地保护，而是从国际贸易当中学会了设置技术贸易壁垒”

财新记者：在电动车、新能源这块，我们好像是“起大早，赶晚集”？

苗圩：也不能完全这样说。即使在国际上，按照新能源的概念和定义，新能源汽车也没卖出多少辆吧。新能源汽车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逐步从技术研发、示范推广、设施配套，到走向市场成熟的过程。

财新记者：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地方政府的补贴等政策各自为政？工信部怎么看？怎么办？

苗圩：问题总是有的。首先这个事，地方政府有积极性，在中央政府补贴的基础上，地方再拿出一些钱补贴，这个积极性还要保护。当然也有一些负面的，比如地方封锁、地方保护，这个要打破。

新一轮补贴政策下来后，我们要求各地，外地新能源汽车销售量必须占30%以上。但地方政府往往不是直截了当保护，而是从国际贸易中学会了设置技术贸易壁垒，比如说检测是5万公里，它非要规定5.5万公里，重复再检一道；比如说电动车分插电式混合的、纯电动的，有的地方看本地企业只能生产纯电动的，就不允许插电式混合的进来。

破除这些壁垒得一步一步来。我们已经提出了要求，最近我们还想组织一个试点城市的会议来介绍情况，号召大家打开市场。我跟地方政府的一些领导也接触过，我说实际上保护的结果是保护落后，放进两条“鲶鱼”来，对本地企业的发展也是促进。他们逐渐地开始接受这种观点。

财新记者覃敏、梁冬梅、吴静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