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结构性分化 未来将形成新增长带增长极

　　近年来，受国际市场需求低迷和国内经济转型调整的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分化加剧。区域经济增长格局仍延续“西快东慢”格局，但东部回稳态势明显，西部三省和天津增长速度位列第一方阵。区域经济总量格局继续呈“东部过半、中西部小”态势，且东部比重再度上升，中部持平，西部略有下滑，东北明显下降。资源型、重工业大省受“去产能”冲击十分明显，部分资源型城市出现负增长。

　　那些经济增速较低地区的共性是：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市场高度垄断。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传统动力弱化而新动力生成的转换期，可以预计，重工业大省增速下滑，资源型城市出现负增长，这种趋势可能会在一定时期持续；东部地区率先复苏，部分省份新兴产业已有了引领经济发展的迹象。而“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战略实施，将构建新的增长带和增长极，未来有望形成“4+3”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近年来，受国际市场需求低迷和国内经济转型调整的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分化加剧。一些结构调整步伐快、新经济发展好、民营经济活跃、产业竞争优势强的省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一些重工业、资源型产品比重较高，产业结构单一的省份下行压力加大。尤其是东北和少数中西部省份经济持续下滑，人才、资金等要素资源从困难地区流出较多。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遇到了什么困难和挑战？未来几年将向何种格局和走势演变？本文拟就此进行剖析。

　　1。区域经济增长格局仍延续“西快东慢”格局，但东部回稳态势明显，西部三省和天津增长速度最快

　　截至2016年6月末，从四大板块看，与2015年末相比，东部地区GDP增速上升1.1个百分点，呈现明显的企稳回升态势。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仍高于东部但差距收窄，分别仅超出0.2和0.4个百分点按照国家发改委的划分方法，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0个省市，中部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6个省份，西部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12个省市自治区，东北包括辽宁、黑龙江、吉林3个省份。其中，天津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2%，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速处于东部地区领先水平。福建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3%，外贸出口实现逆势增长，月出口值连续3个月同比、环比“双增长”。上海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7%，三产保持了10%以上的增速。

　　中西部地区经济基本平稳。重庆、西藏、贵州三省市仍居第一增长方阵。其中，重庆已经连续十个季度列全国省市增速首位。这三个省份经济发展起步低是一个客观原因，但主要得益于政策支持、技术创新投入的带动，以及新型业态布局下产业的升级和结构的优化重庆GDP的增长主要来自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其中，房地产行业回暖起到了重要作用。贵州主要受益于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和外贸回暖；除云南6.6%外，西部地区其他省市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7%。除山西3.4%外，中部地区其他省市增速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东北经济塌陷现象十分严重。2016年上半年，东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投资分别下降了1.5%和32%，财政收入同比下降8%。其中，辽宁增速已连续六个季度列全国最后一位，显示资源大省受能源价格下行和重工业衰退因素影响较为严重。对比2005年以来我国四大板块经济增速，可以清晰看出2012年之后东北地区急剧下滑，而中西部降幅收窄，东部2013年少量反弹后又出现小幅下降。

　　各省市增速排序变化较大。与2015年末相比，升位省份12个，海南升幅最大，上升12位，增加了0.3个百分点；降位省份8个，云南降幅最大，下降了18位，下滑2.1个百分点；位次未变省份6个，黑龙江、山西、辽宁三省继续垫底。

　　2。区域经济总量格局继续呈“东部过半、中西部小”态势，且东部比重再度上升，中部持平，西部略有下滑，东北明显下降

　　从近十年数据分析，东部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2015年逆转2007年以来持续下滑的态势，从2014年的51.16%增至2016年6月的54.02%；中部地区呈稳步上升态势，2016年6月较2005年上升了1.45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则在多年持续上升之后，延续2015年的小幅下降态势，2016年上半年较2015年底下降1.3个百分点；即使在“振兴东北”的政策扶持之下，东北地区经济下行仍十分明显，经济总量占比呈逐年萎缩趋势，较十年前下降了1.69个百分点。

　　天津、重庆GDP总量排序在各省市中上升位次最多，内蒙古、广西、云南下滑最快。上半年，广东、江苏、山东实现了3万亿元以上经济总量，稳列第一梯队。经济总量介于3万亿—1万亿元之间的有浙江、河南、河北、四川、湖北、湖南、上海、辽宁、福建、北京、安徽11省区市。与2015年末相比，河北、辽宁、福建各上移1位，上海后移2位，四川后移1位，其余排序未变。

　　经济总量介于1万亿-5000亿元的有天津、陕西、重庆、江西、内蒙古、广西、云南、山西、黑龙江、吉林10省市。其中，天津较上年末位次上升4位，重庆上升3位，而内蒙古、广西均下滑3位，云南下滑2位。经济总量低于5000亿元的有贵州、新疆、甘肃、海南、宁夏、青海、西藏7省区，排序较上年末无变化。

　　区域人均GDP的差异倍数进一步扩大。2015年末，天津、北京、上海、江苏、浙江人均GDP列全国前五位。其中，天津、北京、上海均已超十万元。福建、广东、辽宁、山东、重庆、吉林、湖北人均GDP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2万元，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而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的省市则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上游、长江中上游和珠江中上游三大区，均属中西部地区。我国区域人均GDP的最大最小比值为4.13倍天津：甘肃，较2014年扩大0.15个百分点。这表明不仅是不同产业的生产率存在区域差异，更重要的是区域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存在巨大差异。

　　3。资源型、重工业大省受“去产能”冲击十分明显，部分资源型城市出现负增长

　　2016年上半年，共有吉林、甘肃、陕西、辽宁、新疆、黑龙江、山西等11个资源大省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速为负。这些地区的利润增速下降，主要与其依赖的一些行业利润大降有关。比如，今年1-6月，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利润下降38.5%，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下降3.7%，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由盈利转为亏损。

　　同时，从可查到数据的280个地级以上城市来看，2016年上半年GDP增长为负的有21个。

　　这些负增长的城市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资源型或资源粗加工城市。朔州、阳泉、榆林、渭南、鸡西、乌海、铁岭、阜新、临汾、铜川、吐鲁番都是以煤炭为经济支柱，大庆、锦州和东营的经济支柱主要是石油德州靠近东营，主要是石油化工和煤化工，葫芦岛主要是炼油、鞍山是钢铁、嘉峪关是初级的铁合金冶炼、金昌市是有色金属。

　　一般来说，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各个地区的差异也就是增长快慢的问题，但现在中国经济减速，就拉开如此大的差距，这是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资源型城市密集出现负增长，主要就是这一轮“去产能”冲击的结果。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同时产业结构升级，创新驱动取代投资拉动，大规模的“铁公基”铁路、公路、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减速了，对煤炭钢铁这些资源型产品的需求下降，简单的资源开采和粗加工的产业结构就难以维持。这种趋势可能会较长时期的持续下去。

　　1。重工业大省增速下滑，资源型城市出现负增长，这种趋势可能会在一定时期持续

　　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传统动力弱化而新动力生成的转换期，外需疲软、内需回落、房地产调整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对区域发展带来了新挑战。国家整体投资增速放缓，导致了以工业化中期阶段为主的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产能过剩十分严重，尤其是东北地区压力更为突出。

　　东北经济素以煤油装备等重工业为主，在经济景气时期，特别是2008年底“4万亿”刺激政策以后，重工业过剩产能不仅没有及时调整，反而进行新一轮扩张，导致在本轮下行调整中，出现产能利用率低、债务费用高企、营运资金紧张等困难局面。2015年，辽宁、吉林和黑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分别下滑38%、16%和58%，亏损企业数量大幅增加。省会城市平均失业率已经达到7%，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3个百分点。

　　在市场需求低迷的背景下，东北地区钢铁、石化、装备制造等优势传统产业增速明显回落，企业开工率不足，而汽车、农产品加工业、林木加工业等产业增速也出现放缓趋势。从所有制看，优势传统产业主要集中在少数几家国有企业，民营经济介入力量不够，难以有效激发市场活力，致使行业创新力不足。无论是从区域层面还是从城市层面看，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主要依靠少数几家大型企业，缺少产业多样化的活力和体制基因。

　　河北、山西的情况与东北地区较为类似。长期以来，山西形成了煤炭、化工、钢铁、水泥等主导产业，这些产业占山西经济规模80%以上。河北则形成了以钢铁、水泥、玻璃等为代表的传统优势产业，如今这些产业也是产能压减的主要对象。云南则自2015年以来，受烟草、房地产、水电等支柱行业下滑因素影响，经济增长明显降速，2016年上半年仅为6.6%，为2002年以来的最低增速。

　　综合来看，这些经济增速较低地区的共性是：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市场高度垄断。相比沿海省份，中西部、东北资源型大省的产业结构多元化和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的程度都较低，而且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正相关性，使其承受宏观经济冲击和波动的能力极差。在全国宏观经济形势整体向好时，上述地区尚能够迅速发展，然而一旦出现下行冲击，地区单一经济结构弊端马上显现，短期内难以实现复苏增长。

　　2。东部地区率先复苏，部分省份新兴产业已有了引领经济发展的迹象

　　1978-2007年，我国区域经济增速一直呈现“东高西低”格局，东部地区GDP增速始终领先中、西部地区，是国家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2008年开始，中、西部增速不断间或超过东部。而自2010年二季度起，长期形成的“东快西慢”区域增长格局被彻底打破，中、西部经济增速开始持续高于东部，发展为“西高东低”格局。与2009年那一轮经济复苏不同，当时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外贸大幅下滑影响，东部地区增速最先下降，相比全国其他地区更加滞后。而在这一轮经济下行中，2012年开始东部地区呈现缓慢的企稳态势，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复苏。

　　其复苏动力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推动再工业化，布局先进制造业。

　　与资源型大省的遭遇不同，大部分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速比较高的省份，产业集中在下游领域。如安徽18.2%、重庆17.2%、广西16.9%、福建16.6%、广东16.3%、浙江14.3%等。目前安徽、广东的产业结构中家电比重较大，重庆的汽车比重较大，浙江则是高新技术产业比重较大。这些省份新兴产业已有了引领经济发展的迹象。

　　2016年上半年，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快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0.4个百分点。广东地区制造业规模以上增加值增速为7.5%，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0.7个百分点，同比提高0.2个百分点。江苏、浙江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7.2%、8.7%，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0.8和2个百分点。

　　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在传统产业转移、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积极布局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船舶制造、海洋工程装备、精品钢材等先进制造业，如今效应已逐步显现。上半年，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607.12亿元，同比增长15.7%；优势传统工业技术改造投资492.87亿元，同比增长33.0%；家具制造、建筑材料、金属制品业技改投资最为活跃，分别增长74.8%、42.5%和54.5%。

　　第二，民间投资活跃，民营经济表现出较强活力。

　　2016年上半年江苏民营工业增速达10.3%；广东民间投资增长19.6%，同比提高3.4个百分点，对整体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90%，除了房地产领域较为活跃外，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都是民间投资的重要领域。与民间投资活跃对应的是，民营经济表现出较强的活力。广东规模以上民营工业表现出较强活力，同比增长13.8%，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2.1个百分点，比全省规模以上工业高7.1个百分点。

　　第三，房地产业开始复苏。

　　2015年，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地区层面，商品房新开工面积处于负增长区间其中全国同比增速为-15.98%，东部为-17.7%，中部为-12.56%，西部为-16.14%，但进入2016年，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新开工面积增速便开始“由负转正”，2016年1月，分别为13.66%全国、18.80%东部、19.55%中部，西部虽然还在下降，但降幅缩小至-3.04%。此后，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均保持了不断上升的势头，其中东部上涨最快，月均同比增速达到了22.09%，中部次之，为21.52%，西部为3.04%。

　　总体来看，在经济下行期，部分省份和城市依靠创新驱动和政策支持，仍保持了较高速增长。以“科技创新+金融创新”，加之高端制造业、智能制造业为代表的一批城市牢牢占据了发展的排头兵。例如，2016年上半年，下列城市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厦门，15.23%；福州，13.6%；深圳，14.02%；杭州，11.61%；重庆，10.54%；长沙，10.41%；海口，10.38%。而以组建“八大投”投融资平台为代表2002年，重庆市长牵头整合各类分散的政府资源，在此基础上组建了重庆“八大投”，即重庆城投公司、高发公司、高投公司、地产集团、建投公司、开投公司、水务控股和水投公司。“八大投”由重庆政府拥有，授权经营，目前已经成为重庆市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等公共领域重大项目主要的投融资平台，重庆建立了完整的政府主导的新型投融资体系，推动PPP项目融资模式的落地。

　　3。“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战略实施，将构建新的增长带和增长极，未来形成“4+3”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随着国家新三大区域战略和诸多区域规划的颁布实施，“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地区”对国内区域发展新格局的引领作用将进一步凸显。通过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打造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的对外经济走廊，推进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扩大内陆边疆地区开放；以循环产业和生态产业为主导，探索构建长江经济生态产业示范带，推进长三角地区生态产业梯度转移，使长三角地区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进一步发挥。

　　总之，区域改革探索将覆盖方方面面，并逐步形成纵横结合的“4+3”区域发展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