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基于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的视角

关键词：进口中间品;负向扭曲;正向扭曲;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各国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不断深入开展，中间品贸易占贸易总额的比重越来越高，规模也越来越大。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 COMTRADE)统计，2015年全球贸易中，中间品贸易占了54.2%(2010年为48.6%，2012年为50.7%)。而在2012年和2015年中间品进口占我国货物总进口的比重分别为55.6%和58.2%。中间品进口日益成为推动我国制造业企业技术进步、生产率提升及最终产品质量升级的重要渠道(张翊等，2015;于淼杰、李乐融，2016)。

根据BACI国际贸易数据库可知，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中间品贸易是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的。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其全球战略，在全球各地纷纷设立自己的子公司、分公司及办事处等分支机构，往往通过内部“转移价格”来实现其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达到利润最大化。换言之，跨国公司所实施的“转移价格”是在跨国公司内部完成的，它并不是由市场来决定的价格。这就必然导致中间品贸易的实际价格会与其市场价格相偏离，即出现了中间品价格扭曲现象(喻言，2014;王吉林、季建华，2009)。

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是，中间品价格扭曲对进口国出口产品质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它的影响机制是怎样的?低附加值和高附加值中间品价格扭曲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是否存在不同的作用机制?遗憾的是，现有文献大都假定中间品价格并不存在扭曲为研究前提，同时它们也并没有区分对进口中间品进行分类。但基于此假设，研究结论却不尽一致：大多关于进口中间品的文献验证了中间品进口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如部分文献认为，中间品的进口显著带动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李秀芳、施炳展，2016;马述忠、吴国杰，2016;席艳乐、胡强，2014)，另有文献指出，中间品进口显著提升了我国企业生产率的提升(陈勇兵等，2012;张杰等，2015;刘海洋等，2016)。还有文献发现，中间品进口显著促进了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研发提升(李平、姜丽，2015;傅缨捷、丁一兵，2014;楚明钦、丁平，2013)。而另有部分实证研究则得出相反的结论，如康志勇(2015)研究认为，资本品进口而不是中间品进口会显著促进企业研发。张杰(2015)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这三项专利均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刘洪钟、齐震(2012)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间产品进口对企业并没有产生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张翊等(2015)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中间品进口不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数量和种类效应。另外，只有极少数文献基于进口中间品的种类、质量差异进行研究，如许家云、毛其淋(2016)研究发现，中间品质量越高，则企业持续经营时间越长。王维薇、李荣林(2014)的研究认为，零部件进口种类的增加会显著增加我国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我们认为，上述研究结论不一致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大多文献并没有有效区分中间品的种类和价格形成机制导致。而施炳展、冼国明(2012)的研究指出，我国中间品进口价格存在价格正向扭曲和负向扭曲两种形式。显然，已有文献并没有充分考虑到中间品进口价格存在异质性扭曲这一情形。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从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的视角来探讨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问题。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为：第一，我们从价格扭曲的视角，探讨不同种类的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研究维度，丰富了其研究内容。第二，我们首先在理论层面论证了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对产品质量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渠道，提出理论假设。然后基于2000-2006年的海关产品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合并数据进行实证考察，研究结果表明：低附加值进口中间品往往存在价格负向扭曲，并且这种扭曲会抑制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高附加值进口中间品存在价格正向扭曲，这种扭曲显著促进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本文剩余部分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探讨中间品价格扭曲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第三部分为计量模型、变量构造和数据说明;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与分析;最后一部分是研究结论。

二、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理论分析

根据联合国BEC分类标准，BEC代码为“111”、“121”、“21”、“22”、“31”“322”、“42”、“53”等八类产品被列为中间品，并且这八类中间品又分别可以归属为工业原材料、半成品和机械零部件三大类(于淼杰、李乐融，2016)。令根据UN Comtrade数据库(Rev.2002)可知，我国中间品进口涉及制造业14大行业。这14大行业涉及的中间品既有燃料、基础性生产资料等初级产品，也有皮革、毛皮等低附加值产品，还包括电器、设备等高附加值产品。据此，我们可以把进口中间品按附加值分为两类：低附加值进口中间品并且和高附加值中间品，然后分别分析低附加值中间品和高附加值中间品价格扭曲对产品质量的作用机制。

(一)低附加值中间品价格扭曲情形

根据已有文献的测算(施炳展、冼国明，2012;李平、季永宝，2014)，低附加值中间品大都存在价格负向扭曲，即其价格低于其边际产出对应的市场价格。

我们认为，低附加值中间品价格负向扭曲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投入成本，同时它会产生以下三方面的经济效应。一方面，在降低成本驱使下，低附加值中间品的价格负向扭曲会刺激企业加大其投入量，从而可能会破坏要素配置比例，降低要素配置效率，从而对产品质量升级不利。另一方面，低附加值中间品价格负向扭曲会使企业生产成本下降，最终产品价格竞争力得到提升。此时企业会缺乏动力进行产品研发和质量升级。此外，进口中间品价格负向扭曲可能会引起企业规模非理性扩张，可能会带来规模不经济性。规模不经济的存在使得企业营运成本迅速上升，此时产品质量管理水平的提升会受到抑制，从而对产品质量升级不利。

因此，我们得出如下命题：

命题一：低附加值进口中间品存在价格负向扭曲，这种扭曲会抑制最终产品质量升级。

(二)高附加值中间品价格扭曲情形

施炳展、冼国明(2012)及冼国明、程娅昊(2013)的研究均发现，高附加值进口中间品往往存在价格被过度加成的情况，并且其价格加成比例越高，附加值也越高，此时价格正向扭曲程度会越大。换言之，附加值越高的进口中间品，其价格正向扭曲程度会越大。显然，附加值越高的中间品包含越先进的技术或代表更好的质量水平。据此，我们得出如下命题：

命题二：高附加值进口中间品往往存在价格正向扭曲，这种扭曲会促进最终产品质量升级。

本文绘制了我国不同附加值进口中间品的价格扭曲程度(2000-2007)。根据该图容易看出，我国低附加值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度数值均大于一，表明其存在价格负向扭曲，并且其负向扭曲度虽时间呈轻微的加重趋势。我国高附加值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度数值均显著小于一，这说明高附加值进口中间品确实存在价格正向扭曲情形，并且其价格正向扭曲度随时间也成加重趋势描绘了我国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度分布，根据本图我们发现，90%以上的进口中间品存在价格正向扭曲，存在价格负向扭曲的进口中间品占比不到10%，并且我国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度波动幅度较大。据此我们认为，我国进口中间品具有较高附加值并且具有价格正向扭曲的占比较高，附加值较低且具有价格负向扭曲的仅占较小的比例。

三、计量模型、变量构造和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

基于本文的研究内容和上文得出的基本理论假设，我们构建如下基准计量模型：

为了捕捉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对出口产品质量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影响，我们在模型中纳入了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度的二次项。为了检验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的要素配置效应、研发效应和规模效应，我们在模型中还纳入了扭曲与上述变量的交互项。为了增强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我们纳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企业研发强度、人力资本水平、规模经济指数、要素配置指数。此外，本文还控制了行业效应。

(二)变量构造

1.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借鉴Khandelwal(2010)的做法，我们使用“残差法”来测度我国出口产品质量。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如果两种同类产品价格相同，那么质量更高的产品肯定更受消费者青睐，于是，质量更高的这种产品的市场份额会更大。基于这个思想，我们可以通过构建关于某种出口产品市场份额的计量方程，构造关于该出口产品市场份额的函数(在该函数中，影响产品市场份额的因素全部被纳入其中)。只要我们控制住了产品价格等因素对产品市场份额的影响，那么剩余的就是产品质量。该方法的步骤为：首先假定某代表性消费者对某产品的效用函数满足不变替代弹性函数形式。在支出额固定的前提下，消费者对产品的消费量取决于产品的价格与质量。对产品消费量表达式左右两边取自然对数，整理后得到关于某一产品出口数量的回归方程式，然后对该方程式在HS8分位产品层面进行回归，得到的残差项包含出口产品质量，对该残差进行适当处理即可得到出口产品质量。

上述测度方法把产品质量与产品价格视为两个不相关的变量。而实际上，产品质量往往可以通过产品价格高低来体现，即上述测度方法存在内生性问题。为此，我们参照Nevo(2001)的做法，采用企业在该进口国之外的其他市场出口产品的平均价格作为该企业在进口国市场出口产品价格的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

2. 中间品价格扭曲度。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法来测度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度。基本思路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中间品边际产出等于其价格。如果中间品边际产出大于其实际价格，说明存在中间品价格负向扭曲;如果中间品边际产出小于其实际价格，则说明存在中间品价格正向扭曲(陈林等，2016;张曙光、程炼，2010)。据此，本文设定的生产函数形式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其中，产出用企业工业总产值增加值表示，资本投入量用企业固定资产净值表示，劳动力投入量采用企业的员工人数表示。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在测算过程中的异常值，借鉴冼国明、施炳展(2012)的做法，对异常值进行缩尾处理，然后取对数从而消除数值过大可能带来的异方差问题。

此外，为了增强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采用施炳展、冼国明(2012)的方法对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度进行了测度。

3.企业规模指数。参照陈林、刘小玄(2015)的方法，设企业规模指数为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的比值。首先需要构建一个超越对数成本函数计量方程。根据谢泼德引理，可得到各生产要素在总成本中的份额;然后，采用似不相关回归法，即可得到企业规模指标。

4.要素配置比例。为了考察中间品价格扭曲引起的各要素配置比例的变化，我们分别引入了资本与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指数和中间品与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指数。在测算时，我们用企业固定资产净值与职工总数比值的对数值表示资本配置效率，用企业中间品投入额与职工总数比值的对数值表示中间品配置效率。我们预期如果要素配置指数系数为正，则说明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优化了各要素的配置效率，从而有助于产品质量升级;如果要素配置指数系数为负，则说明中间品价格扭曲降低了要素的配置效率，从而会抑制产品质量升级。

5.研发强度。在构造指标时，为了增强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分别使用企业无形资产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和企业新产品产值与销售收入的比值两个指标来刻画企业研发水平。

6. 控制变量。企业生产率：为了刻画并捕捉劳动力价格扭曲引起的生产率效应，我们引入企业生产率指标。为了克服传统最小二乘法方法测度带来的内生性和选择性偏误，我们使用LP方法测度企业生产率。工资指数：采用样本期内每个企业应付工资总额与职工总人数比值的自然对数值来作为工资指数的代理变量。企业年龄：参照铁瑛、张明志(2015)的做法，我们用企业当期年份与注册年份的差测算企业年龄。企业盈利能力，我们用企业利润总额与销售收入的比值表示。

(三)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2000—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工业企业数据库统计对象涵盖了中国全部国有与规模以上(主营业务收入超过500万元)的非国有企业财务信息;中国海关企业数据库包括企业名称、电话号码、邮政编码、HS8位码产品进出口金额与数量、计量单位、出口目的地(进口来源地)、贸易方式等信息。在使用两大数据库之前，需要进行适当的整理：

第一步，借鉴Feenstra等(2013)的做法，对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如下处理：删除员工人数小于8人的企业;删除固定资产净值、销售额、补贴、出口额、总资产、总产出、工业增加值、应发工资与应发福利中任何一项存在缺失值或者为负值的企业样本;删除企业成立年份小于1949年和成立年份为缺失值的企业样本;删除出口销售额大于销售额的样本。

第二步，整理海关数据库。首先，将海关数据库的月度数据加总为年度数据;其次，参照施炳展等(2015)的做法，按以下步骤对原始数据进行整理：删除信息损失样本，如没有企业名称、产品名称等信息的样本;剔除单笔交易规模低于50美元或数量单位小于1的样本;为了保证企业产品价格的可比性，本文仅保留同一HS8分位产品编码下出口金额最多的计量单位的样本量。

第三步，合并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企业数据库。合并方法是：首先以公共字段“企业名称”进行匹配，然后使用企业的电话号码与邮政编码再次进行匹配。匹配之后仅保留在两个数据库中均有记录的企业相关信息，在这一步处理中我们剔除了专业中介贸易公司的数据，只保留了生产性企业的样本数据。

我们对进口中间品的识别思路借鉴了陈勇兵等(2012)的做法，思路为：首先基于两大数据库的公共字段识别出进口企业，然后参照BEC标准产品分类编码识别中间品。我们把BEC代码为“111”、“121”、“21”、“22”、“31”“322”、“42”、“53”等视为进口中间品。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经过基准回归，我们发现：在四个模型中，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系数均显著为正，但在纳入扭曲的交互项与控制变量后，扭曲系数显著程度显著下降(此时扭曲系数显著度仅为10%)。据此估计结果我们认为，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总体看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但可能受行业及地区效应影响较大。我们认为这很可能与没有区分进口中间品的价格扭曲方向及程度有密切关系。此外，扭曲二次项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中间品价格扭曲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

为了检验中间品价格扭曲的企业规模效应、要素配置效应和研发效应，我们在模型中分别加入了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与企业规模指数、要素配置比例以及研发强度的交互项。结果发现，扭曲与企业规模指数、中间品与劳动力配置比例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扭曲与资本与劳动力配置比例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而扭曲与研发交互项系数不显著。这个估计结果表明，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存在显著的企业规模效应和要素配置效应：扭曲与企业规模的组合不利于产品质量升级，扭曲改善了资本与劳动力的配置比例但同时恶化了中间品与劳动力的配置比例，扭曲与企业研发的组合并不能显著促进产品质量升级。对此估计结果，我们给出的解释是，中间品虽存在价格扭曲，但由于大多进口中间品附加值较高，这使得国内企业缺乏动力进行产品研发导致。

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是规范的实证分析必须考虑的问题，如计量模型遗漏变量、被解释变量对关键解释变量的反作用等都是导致内生性的常见原因。基于此考虑，我们打算进行内生性检验，基本方法是：用Wu-Hausman进行内生性存在检验，Anderson-Rubin进行弱识别检验，Sargan进行过度识别检验。根据Wu-Hausman统计量及P值发现，估计结果接受不存在内生性的原假设。据此，我们认为不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后续的实证分析我们不再进行内生性分析。

(二)分样本检验

基于大样本结果的基本结论，我们认为需要对进口中间品按其价格扭曲方向及程度进行进一步检验。

1. 基于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方向的检验

基于对进口中间品测度方法可知，在扭曲度小于一时，中间品存在正向扭曲;在扭曲度大于一时，中间品存在负向扭曲。结果发现，在扭曲度小于一时，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度系数显著为正;在扭曲度大于一时，扭曲度系数显著为负。据此，我们的结论是：进口中间品价格正向扭曲显著促进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而进口中间品价格负向扭曲显著抑制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从而验证了理论假设一和理论假设二。

研究还发现，各交互项系数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即中间品价格扭曲存在显著的要素配置效应、企业规模效应和研发效应。具体地，在中间品存在价格正向扭曲时，扭曲与研发变量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而在中间品存在价格负向扭曲时，扭曲与研发变量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表明，高附加值中间品的进口能够提升我国企业的研发水平从而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低附加值中间品的进口可能会抑制国内研发(其负向扭曲降低了产品成本，企业缺乏研发动力)从而可能会阻碍产品质量升级。

2. 基于进口中间品附加值和来源地的检验

首先来看根据进口中间品附加值高低的分组。低附加值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系数显著为负，高附加值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低附加值的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会显著抑制产品质量升级，高附加值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能够显著促进产品质量升级。这个估计结果与上文的理论分析结论保持一致，即存在价格负向扭曲的低附加值中间品会抑制产品质量升级，而存在价格正向扭曲的高附加值中间品会促进产品质量升级。另外，在低附加值组，扭曲与企业规模经济指数、要素配置比例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对此估计结果，我们认为低附加值的价格负向扭曲往往会引起企业规模的扩张，但一般很难实现规模经济，于是这种价格负向扭曲在规模不经济的环境下会抑制产品质量升级;中间品价格的负向扭曲会刺激企业投入过多的低附加值中间品，从而降低了产品质量。而在高附加值组，这两个交互项系数均为正(其中，扭曲与企业规模经济指数交互项系数不显著)。这表明，在中间品价格存在正向扭曲时，扭曲与企业规模因素的组合并不能显著促进产品质量(我们认为这应该与大多企业没有实现规模经济有关);高附加值中间品的进口有助于改善各要素的配置比例，从而刺激产品质量升级。

我们还发现，来自欧美地区的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系数显著为正，而来自港澳台地区的中间品，价格扭曲系数显著为负。这个估计结果与预期一致。因为来自欧美地区的中间品大多是高附加值中间品，并且存在明显的价格正向扭曲，其价格正向扭曲越大，说明其附加值越高，因而对产品质量升级的贡献就越大。而来自港澳台地区的中间品附加值相对较低(估计其价格存在负向扭曲)，因此其价格扭曲对产品质量升级不利。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实证分析并没有充分考虑我国出口产品的要素密集度。从理论上讲，中间品的价格扭曲对不同要素密集型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会存在一些差异。为了检验此假设，我们分别考察了不同附加值的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对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

3. 基于我国出口产品要素密集度的检验

首先来看低附加值中间品价格扭曲这一组。容易发现，不管是哪种要素密集型出口产品，其扭曲系数均显著为负，但劳动密集型产品系数绝对值较小。这表明低附加值中间品的价格扭曲显著地阻碍了我国劳动力、资本及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但它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质量升级的抑制作用较轻。对此估计结果，我们认为这与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过程中对进口中间品投入比例较低有关。此外，扭曲与企业规模指数的交互项在三种情形下均不显著。这说明低附加值中间品与企业规模因素的组合并不会显著影响产品质量。研究还发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组，低附加值中间品价格扭曲与资本、劳动力配置比例交互项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而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组，低附加值中间品价格扭曲与资本、劳动力配置比例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对此，我们给出的解释是：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言，低、附加值产品的价格负向扭曲并不会显著影响劳动力与资本、中间投入品等的配置比例，因此扭曲不会显著影响到产品质量;而对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而言，低附加值中间品的价格负向扭曲会刺激企业投入更多的低附加值中间品，减少资本要素的投入，从而恶化了两要素的配置比例，因而降低了产品质量。

再来看高附加值中间品价格扭曲的情形。我们发现各模型下的扭曲系数均显著为正，但劳动密集型产品扭曲系数最小。这表明高附加值中间品价格扭曲对所有类型产品质量都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并且它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质量升级贡献最小。此外，扭曲与企业规模指数的交互项系数在各模型中仍显著为正，这说明不管企业是否实现规模经济，只要它在生产中投入了存在价格正向扭曲的中间品，都会有助于产品质量升级。这与上文理论假设仍保持一致(前文理论分析认为，存在价格正向扭曲的中间品往往是附加值较高的中间品，国外生产商为了维持垄断利润，对其进行了较大程度的价格加成)。此外，研究还发现，高附加值中间品价格扭曲与资本、劳动力配置比例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对此估计结果，我们认为可能是因为高附加值中间品价格扭曲并不会显著影响资本与劳动力要素的投入比例导致。

五、研究结论

本文从价格扭曲的视角探讨了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首先从理论层面阐述了不同的价格扭曲方向对最终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认为如果进口中间品存在价格正向扭曲，则扭曲有助于最终产品质量升级，而如果进口中间品存在价格负向扭曲，则扭曲会抑制产品质量升级。

在实证层面，我们以我国出口产品质量为研究对象，利用2000-2007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合并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高附加值进口中间品存在价格正向扭曲，这种扭曲显著促进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少部分低附加值进口中间品存在价格负向扭曲，这种扭曲显著抑制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第二，基于进口中间品附加值和来源地的分样本检验结果表明，高附加值进口中间品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而低附加值却显著抑制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欧美地区的进口中间品比港澳台地区的中间品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刺激程度要大。第三，基于不同要素密集度出口产品的分组估计结果表明：存在价格负向扭曲的进口中间品对我国各类出口产品质量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但它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质量抑制程度最轻;存在价格正向扭曲的进口中间品对我国各类出口产品质量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它对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质量促进程度最轻。

作者吴艳芳(山东管理学院)，王明益(山东财经大学)，原文发表在《南开经济研究》2018年第一期(124页-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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