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教育规划纲要》进入落实阶段

　　日前，由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编办、发改委等20个部门组成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已经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审议了《教育规划纲要任务分工方案》《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总体方案》以及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章程，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与此同时，普通的公众、教师、家长和学生仍然有很大的困惑，或者说普遍存在信心不足。理论上势在必行的教育改革，现实中往往寸步难行。最近，上海电视台正在拍摄的大型专题片，片名正是《教育能改变吗?》。教育变革为什么势在必行，这不完全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首先是由客观形势、供求关系决定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近些年来学龄儿童大幅度减少，教育供求关系前所未有地改善，教育已经在整体上超越了极度短缺、贫困的状态，已经有可能实行更为宽松的、人性化的教育，还有越来越多的人用各种方法“逃离”应试教育。这是导致教育变革最基本的因素。

　　教育改革是个“知易行难”的事。尤其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政府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既是改革的对象，也是实施改革的主体，这是改革的难度所在。当前被高度关注的学前教育，是一个典型案例。

　　在新生儿大幅减少的背景下，“金猪宝宝”的“异军突起”，令各大城市猝不及防。似乎是突然出现的“入园难”的问题，其实在前些年的“市场化”改革中早已做足了铺垫。首先是剥离机关、企业、社会团体等等机构的教育功能，取消各单位的自办园;然后是将大量公办园“推向市场”，只保留少数作为“示范园”。这种由政府财政支持、数量稀少、价廉物美的公办示范园，便成为少数权势阶层才能享用的“优质教育资源。”一些地方政府将放开市场视同为放弃政府责任、放弃服务、放弃监管，将幼儿园用房任由房地产开发商操纵或与之合谋，造成民办幼儿园成本极高，导致“入园贵”的普遍现实。

　　在《规划纲要》制定过程中，要求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呼声很高，但最终未被采纳，认为国家的财政能力尚不具备在整体上将学前教育义务化。《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我是认同这一判断的。将学前教育义务化的吁求，是高估了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状况;其实，这只是一种低水平和脆弱的普及，一场地震，所有问题就暴露无遗。因此，未来十年需要花巨大的努力去巩固和改善义务教育，否则，如同教育专家所说，那种没有质量的教育只是一场“空洞的胜利”。

　　这一意见所透露的，还有一种习惯性思维。就是出现什么问题，就希望完全由政府包揽解决。这当然是一种最简单、省事的想法，但在社会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的维度上，还是《规划纲要》的提法更先进些，即“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其实，在利益多元和需求多样化的市场环境中，大多数社会服务问题，都应当主要通过这种政府-市场-消费者参与、合作的模式解决。在这个过程中，最需要学习的仍然是政府，要实现所谓的“政府转型”，即按照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在强化公共服务职能的同时，改善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构建政府和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新型的治理结构。

　　其实，许多政府习惯的也是包办教育的思维。在重视学前教育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开的“药方”基本是加大投入，再创办多少所公办园之类。这无疑是需要的，但是远远不够。除非地方政府真有能力全部包揽学前教育;否则，就必须学习如何在市场环境中发挥主导作用，改善幼儿教育的提供方式，通过鼓励民办园的发展、鼓励机关、厂矿、社会团体自办幼儿园，以及通过抑制幼儿园用房价格、建立完善成本合理分担机制，补贴或者购买学位、补助经济困难儿童、补贴幼儿教师工资等等不同方式，形成新的治理模式和发展格局，真正造福于家长和儿童。

　　另一个重点和难点，是大量城市流动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的学前教育，基本是没有教育资质和质量的“黑园”的天下，政府则处于无暇顾及、无策应对的状态。对那些自发、自救的水平低下的“黑园”，不取缔有各种隐患，想取缔又取缔不了。对此，也需要在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下，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从本本和教条出发，而是切实帮助农民和农民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用陶行知的话，农民能够用得上的必须是一种便宜、方便、“粗茶淡饭”“家常便饭”的教育，而不是昂贵、规范的城市化的幼儿园。当务之急，首先是帮助他们解决安全隐患，以满足农村的孩子有人管的基本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