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试药产业链：普遍为钱

　　最近，埃博拉病毒恐怖来袭，美国政府加快了研制新药的步伐，而前段时间却传出了由于药物副作用过多而停止人体试药的新闻。

　　试药人的存在，对医疗发展有着极大意义，可以说每个人都依仗着他们享受现代医药的发达成果。可是在中国，试药人却像是阳光下的影子，总给人偷偷摸摸的印象，伴随着争议和矛盾，当然也带着一股金钱的味道。

　　试 药人不算一份职业，却往往能比正常的工作赚到更多的钱。近期有新闻爆料称，武汉有一群大学生成为了职业试药人，并且无视法律规定，频繁试药。按照我国法律 规定，试药人三个月之内只能试一种药，但这群大学生里竟然有人三个月内进行三到四次试药，相当于每个月差不多试一次药。

　　尽管知道频繁试药可能带来的伤害，这些大学生仍然选择了无视身体的损伤，原因只有一个：钱!

　　试药人实录

　　没有人愿意拿生命开玩笑，人们通常也明白试药并不是一份正规的职业，但仍然有很多人冲着不菲的报酬进入试药的圈子。

　　生活在上海的年轻人小罗(化名)和朋友2009年曾经在招聘网站上看到招募试药人的信息，一次3000多元。小罗的朋友动了心，于是硬拉着小罗前往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家医院体检。尽管自己不敢试药，但碍于情面，小罗还是陪着朋友去了。

　　据小罗回忆，当时的体检非常严格，需要化验血液、小便等，在经历了一系列检查之后，小罗的朋友因为身体不合格被拒绝。

　　“我 朋友当时有些遗憾，因为那次所试的药物风险不是很大，对他来说，在医院呆上两天就能拿到3000多元非常划算，况且当时上大学家里条件不是很好，能够得到 这样一笔资金确实可以缓解一些经济压力。”小罗告诉记者。过了一段时间，他的朋友献血拿了1000多元营养费，“你也知道，做其他的兼职赚钱不多，只有像 这些钱来得比较快。”

　　尽管非常缺钱，但小罗的朋友对于那些动辄几万的试药项目也仍然不敢尝试。“报酬几万块的对身体影响肯定很大，再说项目到底靠谱不靠谱都难说，还不如去献血。”小罗和朋友一样，也通过献血“赚外快”。但对于试药，他一直心存戒备。

　　小罗与试药擦肩而过，和小罗不同，另一群年轻人大胆踏入了试药的圈子。

　　据 报道，武汉大约流动着1000多名试药人，他们之中大部分都为武汉各高校的学生。有记者爆料说，这些大学生大多通过QQ群、微信群等建立联系，有一个固定 的牵头人，也就是俗称的“药头”作为中介，“药头”负责医院和学生之间的信息流通。当有需要的时候，“药头”就会把信息发给有意试药的大学生，这些学生再 经体检争取试药名额，而这些试药的学生基本上每次都需要抽血10次以上。

　　其实在医院和医药公司的眼里，试药人也分“三六九等”，最受欢迎的试药人是医学院的学生。

　　“学医的人理解为什么要进行临床试验，因此在参加临床试验的时候比一般人要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委员邱仁宗说道。邱仁宗表示，不仅在中国，在美国，同样也是医学院的学生参与临床实验的较多。

　　南 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田侃教授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大陆有制药企业6000多家，每年有1万多种新药被批准注册，尽管这其中有90%以上都是改 头换面的仿制药，但同样需要临床试验，因此，药商对于试药人的需求量非常大。在南京、北京、上海等诸多大城市，都少不了大学生参与药物临床试验。

　　对武汉大学生试药族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些试药的学生中有六成是因家庭经济困难“铤而走险”，剩下的四成中有一部分是因为花钱如流水，急需现金补漏洞，还有一部分则是刚毕业的学生，薪资不如意只好靠试药赚钱。总之，试药人参加试药的目的只有一个——钱。

　　神秘的药头

　　在试药人圈子里，“药头”是十分神秘的角色。许多试药人可能都没见过“药头”的面，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名，但通过这些“药头”，试药人可以掌握到最新的试药机会。

　　在采访的过程中，有部分大学生向《新民周刊》表示，高校里曾经有人发放有关试药的传单，但不是很常见。

　　早 年曾有媒体爆料称，大学校园里有些学生自己干起了“药头”的工作。在该篇报道中，学生小磊曾经是一名试药人，后来逐渐成为了“药头”，最先是找一些老乡或 者熟悉的同学进行试药，然后再依靠参加过试药的同学去发展新的试药人，而这些信息一般都不会公开传播。小磊先后共组织了六七次试药活动，大约有两百名学生 通过他的联系成为了试药人。

　　如今，试药信息的传播方式更是与时俱进。记者在一些招聘网 站上看到了有关试药的招聘广告，上面详细地写着“试一个星期休息一个星期再试一个星期，共计14天3600元，仅限男性，拒绝短信报名”，公司地址显示是 “上海国家正规医院”，但并没有注明是哪一家医院，除此之外还有一位王先生的手机号码。

　　记者试着拨打该名男子的电话，但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随后，记者又拨打了另外四条试药人招聘信息中的联系方式。

　　这些招聘信息都为今年8月前的信息，但所有“药头”的手机目前几乎都关机了。记者通过网络贴吧找到了一些被称为试药群的QQ号码，但却无法获得进入的资格。

　　在微博这样的公众社交媒体上，记者也发现了招募试药人的信息。发布信息者称，自己是受朋友之托从QQ群里转发的消息，她自己则绝对不敢尝试试药这样的赚钱方式。而在她的帖子下面，有很多人留言询问试药的名额是否已满，表示想要参加试药。

　　曾 经号称北京最大试药中介机构的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表示，他们和试药人的联系主要依靠微信和QQ群，试药人会被用数字分类标注。该名工作人员称，他 们会在试药群里发布药物名称、体检时间、入院时间、补偿金额、抽血样本量、试药人基本信息以及报名短信和报名方式等。像这样的机构北京大约有五六家。当被 问及酬劳时，该名工作人员没有透露。

　　一名职业试药人表示，每次试药后，中介，也就是所 谓的“药头”会抽取一部分的钱作为中介费。上海的阿冰(化名)曾经接受过一项肿瘤药物的试药活动，在医院住了两天，医院回访了四个月，最后他拿到了1.2 万元的报酬，而他的“药头”抽取了大约3000元的中介费。“这还算少的，有些中介会抽取更多的费用。”阿冰说道。

　　有 4年多试药经验的北京人阿明(化名)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中介每介绍一个合格的试药人后会拿到约500元的报酬。“一些医院会勾结中介尽量压低 试药人的费用。前几年这样的情况比较频繁，这两年偶尔会有，中介和医院一起压榨试药者。”阿明说道。阿明表示，就在几天前，北京某医院进行了一次插导尿管 的试验，在中介和医院压榨之后，每个人拿到1万多元的报酬，但事后，中介又向每个试药人收取了1000元的费用。阿明告诉记者，北京有十几家做试药的医 院，一些小医院会勾结中介，但名声较大的医院会有所顾忌。

　　试药有风险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更何况健康的试药者服用的是并没有通过检测的药物。

　　在一段讲述试药人生存状态的纪录片《我拿性命赌明天》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以前是特别阳光的一个人，但是现在就是高兴不起来，我总怕哪一天它会变得很严重，或者说会突然死掉之类的。在我心里它就是一颗炸弹，不一定哪天就爆了。”

　　这 是试药人于坡的内心独白。在试药之前，于坡没有得过什么病，抵抗力一直很强。2010年于坡参加了抗肿瘤药物的试药活动，1万块钱的报酬对于坡来说诱惑力 很大。在打完针之后，一开始并没有特殊的感觉，但过了一两分钟之后于坡的肚子开始剧烈地疼痛起来，心跳也变慢，像是被大石头给压住了。

　　在 后来的身体检查中，于坡的身体状况不正常，医院对于坡的治疗咨询显示出一种消极的态度，药厂在于坡试药前曾承诺过有问题可以随时沟通，但于坡后来一直没法 打通药厂的电话。“像这些药厂、这些医院没一个好东西，他们只为了钱，只为了利益，我在他们眼里只是一个小白鼠。”于坡如是说。

　　试 药人阿明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在参加了某抗肿瘤药物的试药之后，阿明总是感觉胸闷气短，身体不适，但负责试药的医院和药商互相推诿，没有给过阿明任何赔偿。 “如果知道这么严重的后果，给多少钱都不去。”阿明说道。刚开始进入试药行业，阿明只是为了赚钱。“时间短，来钱快，也不用出力，躺着就把钱赚了。如果不 是遇上这样的事情，我也许现在还把试药当作职业呢。”阿明前后进行了约十次的试药，“山穷水尽就又去了，其实就是懒。”阿明说道。

　　于坡说，“100个试药人有100个是为了钱”。但片中的另外一位主角任天悦则一直和于坡争辩这点。

　　任 天悦是北京的一名外企白领，从2011年开始试药。当任天悦看到朋友用的治疗鼻炎的药是自己曾经试过的药时，他意识到自己的试药工作是有意义的，应该一直 做下去。任天悦说：“现在我的母亲已经去世了，我对什么药都不排斥了，因为我知道我可以对药进行选择，但是病魔是不会选择病人的。”

　　“试 药是有风险，但也要看是什么药，像肿瘤类的药物风险就比一般的大。”邱仁宗表示，通常情况下试药实验的风险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风险最低的，就跟平常生 活中切菜时切到手指类似，风险系数比较低。第二类是非常严重的不可逆的伤害，比如在进行动物试验的时候，导致动物残疾或者死亡，而这种程度的药物试验在中 国是不被允许的。第三类是非常关键的一段，那就是超过最低风险但又不会导致残疾或者死亡的，这类的药物试验需要慎重地考虑。

　　如何管理

　　试 药人阿明对记者说，中国的试药行业太黑暗了，需要详细地订立法律，并且严格地执行，以此来约束医院和药厂的行为。除此之外，作为试药者，阿明还希望国家能 够降低弱者举报的门槛。“(如果试药出事)首先要证明你的问题是药物引起的，但是出了问题之后哪个医院敢给证明。”阿明表示因为中国没有特别完善的法律规 定，因此试药者一旦受了伤害，除了闹事没有其他办法。

　　但在任天悦心里，试药人自己首先得有积极的态度，然后才会有好的结果。他说：“中国的这个行业非常非常乱，中国的药商很黑，但是它黑归它黑，我做出了贡献，我看到的是我为这个社会解决了问题。”

　　而这也正是于坡和任天悦所争执的，即试药究竟是为钱还是为贡献。尽管这样的争论在有关职业试药人的调查结果中显得有些可笑，但事实却是，试药人的初衷非常重要。

　　邱 仁宗认为，以赚钱为目的的职业试药人是社会中的严重问题。“受试者首先想到的应该是贡献，不能把赚钱放在第一位。”邱仁宗表示，如果受试者只看重钱，会引 发一系列的问题：他们会隐瞒身体状况，通过吃药使得身体达到合格标准然后蒙混过关，这样的临床实验完全是浪费人力财力，数据统计也是完全不可靠的。因此， 邱仁宗认为应该要限制职业试药人的试药活动，将来可以通过数据联网达到这样的效果，医院和药商需要对试药者的背景和身体状况进行充分的了解。

　　另外，关于如何保障受试者的安全问题，邱仁宗认为首先是要考虑风险收益比，慎重衡量药物的价值和可能会对受试者带来的伤害。

　　“如 果这类药物对于社会发展非常重要，可以造福很多的患者，那医院就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将试药过程中的伤害降至最低，可以对试药的程序进行人性化的修改或补充。 在试药的过程中需要严密地观察受试者的身体状况，制定详细的检测指标。”邱仁宗强调，受试者一旦有不良反应就要立刻报告，必要时必须停止试验，以此来缩小 可能带来的伤害。

　　在电影《不朽的园丁》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间有着深厚政治背景的英国药厂在肯尼亚利用艾滋病人试验新药，却导致数以百计的艾滋病患者惨死，冤魂太多，真相最终被揭发。

　　电影讲述的故事并不是臆想，现实中就存在这样令人心寒的悲剧。在邱仁宗看来，我国的试药比美国更加人性化，“在美国，一旦参加了试药活动，所有的后果自负，但在中国，即使是自愿参加试药，如果不幸造成了伤害，医院或者药商必须提供免费的医疗，然后再进行补偿或者赔偿。”

　　邱仁宗进一步表示，医院或者药商必须充分告知受试者所有的信息，让受试者理解参加试验后可能遇到的风险，“如果受试者自愿，那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试药人。不过，一旦发现有医院或者药商隐瞒药物风险，必须严肃查处。”

　　“我希望大家能够正视这个行业，希望社会能够关注我们受试者这个群体，不再让我们偷偷摸摸地去做这样一个阳光的有意义的事情，我们需要一个更安全更安心的环境。” 这是任天悦在纪录片中的独白;但于坡也说，如果时光能倒流，他将不会选择成为试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