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仍有三大动能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落实“四个全面”战略的决胜期，实现国民经济平稳增长至关重要。“十三五”期间年均经济增长率底线为6.5%，由此可以说稳增长任务艰巨。然而应当看到，经济增长换档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没有动能，从基本制度、市场需求和政策走向三个角度看，“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有三大动能。这些动能的逐步释放会使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广阔、完整的国内统一市场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基本制度动能

　　国内统一市场状况是决定一国经济发展态势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过程就是国内市场统一性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历次社会经济制度大变革都包含着对阻碍统一市场运行的制度障碍的突破。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首先就是改革商品流通体制，打通城乡两个市场，让商品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其后分步推动市场体系建设，形成了全国统一的资本市场制度、技术市场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总体看，我国的统一市场具有广阔性和完整性两大特点。所谓广阔性是指地域广、覆盖960万平方公里；消费群体大，涉及13.6亿人；国民经济体系健全，主要农业产品和劳务产品规模位居全球前列，因而供给链长、需求层次多。所谓完整性是指法律制度、税收制度、财政体制、商品流通制度、价格制度等全国一盘棋。这种广阔性和完整性为要素自由流动和宏观政策上下贯通创造了基本条件。

　　举目全球，无论是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由于区域首脑只对本区选民负责，确保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体系都没有中国健全。同时，这些国家国内市场相对狭小，所以二战后都没能实现经济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例如，上世纪90年代之后，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不到3%，2008年之后年均增长率不到1%。具体讲，恰恰是分割的区域市场制度和人口稀少相结合，使发达经济体的供给扩张无法持续，进而压低了经济增长率。反观中国，则恰恰是统一的区域市场制度和宽厚的消费需求相融合，强烈刺激供给阶梯扩张，进而实现了经济持续高增长。其突出表现是税制、法律、商品流通等制度的相对统一，使资金、人力、技术等要素跨行政区域流动的制度性成本基本一致，进而推动了利润导向型要素自由流动进入全国各个角落。

　　“十三五”时期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如户籍制度改革、人才管理制度改革、税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养老和医疗保险跨区域衔接改革、农民工市民化改革、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等。这些改革必然会全方位优化要素自由流动环境，从而激活多层次市场需求、反推供给总量增长和结构转换。

　　“十三五”时期市场需求仍会扩张

　　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上行动力主要源于需求扩张。我国国情基本特征和发展上的阶段性特征使我国“十三五”期间还会处于需求扩张期。

　　第一，人口基数大是需求扩张的基本支持力。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产业占GDP比重虽然从30%降至2014年的9.2%，但农产品消耗量仍在不断增加。此外，近年来在能源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农产品生产者价格和食品消费价格仍然上涨，这说明中国农产品消费具有长久刚性增长特征；同时也表明中国经济体量大的关键原因是各种日常农产品上亿吨的消耗量不可能依赖进口，只能自给，导致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不会下降到西方国家水平。预计未来人口总量有增无减，主要农产品需求量今后还会持续增加，第一产业占GDP比重很可能保持稳定。特别是农产品价格仍会保持小幅上涨趋势，而且农业产品质量需求标准越来越高，居民饮食结构向中高端调整，这势必拉动农业增加值上升。

　　近十年来，汽车、计算机、旅游等成为新的消费热点，2014年底，私人汽车总数突破1亿，城镇居民每百户汽车保有量已达21.5户。目前家用电脑保有量已近3亿台，国内旅游已突破36亿人次。尽管如此，从人均消费国际比较角度看，中国的消费仍有扩张空间。从国内城乡比较角度看，消费也有增长空间。可见，人口数量是我国消费增长的托底性因素，只要收入增长和价格下行稳定共存，那么消费增长就会推动经济增长。这是国情特征对经济增长助推作用的突出表现。

　　第二，投资增长需求依然强劲。我国投资增长内生性冲动较强，固定资产投资高增长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特征。改革过程中，特别是公共产品投资需求属于硬缺口，因此，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年均超过25%。近年来虽然经济增长下行，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会大幅放缓，其中关键原因是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还有较大实际需求。首先是满足产业体系正常运转的投资就应保持10%的增长率，近年来房地产投资、公共设施管理业、木材加工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道路运输业等的增长率都在10%以上。而住房投资和卫生设施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这两项投资事关公众基本生活，属内生刚性需求，势必推动投资连锁性增长。饮水安全、江河治理、病险水库加固、地下管网建设、交通设施建设等投资需求至少20万亿元。从竞争性领域看，一些新的投资增长点正在形成。可见，我国的投资不是能否增长问题，而是投资如何落在关键领域上的问题。

　　第三，市场自发的产业结构调整将推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在我国具有强烈的市场自发性，其表现有三点：一是消费需求结构转换客观要求产业结构转换。随着收入水平上移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我国居民消费新兴增长点转向劳务产品和中、高端工农业产品；二是核心技术的欠缺直接压低了我国企业利润增长空间，建立完整的自主创新体系成为企业自发性的需求，这会直接促成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创造等产业的扩张；三是城镇化率上升直接带动生活服务业和城市公用事业扩张。

　　今后中国第二产业刚性强劲增长也是植根于内需结构升级。2012—2014年经济增长率下调至7%的水平，但第二产业实物产出量仍呈上升趋势，这恰恰是内需结构转换拉动第二产业增长。不仅如此，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资本积累和个人资金积累，外加制度变革红利，还会促使内需结构逐层深度转换，这势必引致供给系统再度发生规模扩张和结构调整，从而促成第二产业持续稳步发展。

　　今后产业结构转变突出特征是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第三产业具有门类多和形态复杂两大特征，第三产业的经营活动既是物质资料的耗费，又是第一、二产业产品的增值，还具有服务第一、二产业经营活动的功能。在我国第三产业内部，交通运输和商业两大行业地位突出，占GDP比重总和已超过15%。进一步分析，会出现四种趋势：一是第一、二产业的规模扩张将扩大生产性服务业需求；二是第二产业的转型升级会增加科技服务、金融服务、信息传输等的需求；三是第一、二产业的结构调整会拉长产业链进而派生出新的服务需求；四是居民收入增长将导致劳务需求结构转换，居民金融服务、旅游服务、养老服务、教育服务、修理服务等需求会持续增长，而且这些需求的个性化特色会加速。这四个趋势会拉动产业增长，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从而带来个人收入和个人消费的双重扩张。

　　稳增长政策体系从供需两个角度推动经济增长

　　“十三五”期间我国宏观政策取向是确保经济增长率保持在中高速水平，这些政策具有完整性，从供需两个角度推动经济增长。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现阶段调结构面临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第三产业两大任务。政府推动结构调整的思路是多角度、多种政策手段并用，并力争政策手段相互协调一致。这些手段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四类。产业政策本质上是对产业结构合理程度的界定，是其它结构调整政策着力点选择的基本依据。现阶段我国产业政策的重点是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和部分第三产业行业的发展，同时，要落实“中国制造2025”规划。财政政策方面，重点应是积极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通过打通三次产业之间进项税额抵扣链条来促进社会分工细化，进而使市场潜力大的第三产业行业做大做强，通过出口退税来提高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货币政策方面，要通过差别化利率来扶持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贸易政策方面，主要是以鼓励出口、扩大进口的策略来平衡国内外两个市场之间的关系。

　　第二，稳定物价扩大消费。我国的消费扩张既有人口基础，又有一定的流动性扩张基础。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使物价水平与中、低收入阶层有效需求增长保持合理的平衡关系。前期情况已表明，只要物价稳定，消费扩张率自然会强劲上行。因此，扩大消费首先要稳物价。必须看到，今后我国物价上行压力并不弱，因此，必须继续采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继续控制房价，以避免连锁性价格上涨；同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惠农补贴力度，并加大对城乡集贸市场建设的投入。欧美国家二战后消费率的抬升都是以物价稳定为前提的，采行了从紧货币政策，这点值得借鉴。

　　第三，稳步扩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高增长是我国经济活力旺盛的表现，其本质是供给系统的规模扩张和结构变革。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后续经济增长有两大支撑作用：一是供给能力扩大可逐步压低物价，二是引致出连锁需求。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欧美年均经济增长率总体上是一个下行轨迹，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率则从6%—10%的水平跌至不足3%，这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下行是经济增长乏力的体现。转观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高增长、消费高增长和经济高增长三者始终呈并存势态。当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要有度，如果过度，有可能造成后期深度结构性供求失衡和当期物价过度上涨。当前我国存在内生性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有必要利用政策手段促使投资正常增长。

　　第四，实现居民收入翻倍。“十三五”期间我国要实现居民收入翻倍，确立这一目标是要使中、低收入阶层更多地获得经济增长福利。政策体系应包括如下两点：一是通过再分配托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加大减贫的财政投入力度；二是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为此，要进一步减轻各种非税负担。同时，还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