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食品饮料行业发展历史分析

　　1 、计划经济时代，集体记忆中的饥饿

　　计划经济时代，19 世纪 30-60 年代出生的老一辈人所形成的集体性饥饿记忆烙印在其消费观念之中，强烈的危机感造就了能省则省，重数量多于重品质，多囤粮以备不时之需，易受流言影响引发恐慌性购买的观念，物资匮乏的切身体验决定了其消费观区别于年轻代的特殊性质。

河南大饥荒为原型的《温故 1942》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老一代人经历的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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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 年,大跃进运动鼓励全民造钢，大量家庭的锅碗瓢盆被没收造钢，兴建人民公社解决吃饭问题。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加之干旱等自然灾害。发生大面积饥荒。该段时期内浮夸成风，部分官员虚报粮食产量，致使大面积征收公粮，人均粮食存储降到冰点。叠加干旱等自然因素，进入三年困难时期，粮荒问题日益严重。

1959 年对农业形势估计过于乐观致使大面积征收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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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1959 年农业总产值为 475 亿元，同比下降 13.6%。粮食产量 1700亿公斤，同比下降 15%。而征粮量达到 674 亿公斤，占总产量的 39.65%，农村年人均口粮不到183 公斤粮食。1960 年大面积干旱，粮食大幅度减产，同比 59 年再次下降 15.6%。人口非正常死亡剧增。1959-1961 年的全国死亡人数合计较此前三年与此后三年多出 1500 万左右。

1959-1962 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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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对粮食不足发起代食品运动，仅为维生必须

　　在粮食严重短缺的年代，为解决民众维生问题，大力推进代食品。代食品主要有四类：包括农作物代食品、野生代食品、浮游植物代食品、合成类代食品等。营养价值低，果腹感低，且毫无口感可言。在非灾年间民众几乎不曾食用或作为饲料使用。

　　农作物代食品主要包括农作物的叶、秆、根及玉米皮、玉米芯、稻谷壳等，以及薯类作物的叶、茎、根等。野生代食品主要包括榆树叶、树皮、橡子、芭蕉芋、蘑芋、石蒜、土茯苓、大百合、野苋菜、洋槐叶、沙枣、鸭跖草等。浮游植物代食品主要包括小球藻等藻类，单细胞的小球藻繁殖快，一天可增殖数十倍，每 5-6 天可收获一次。培养方法简单，仅需水及少量藻种、氮肥便可在阳光下培养，可补充蛋白质及碳水化合物。合成类代食品主要包括人造肉精、人造肉、叶蛋白等。

　　为了补充主食的不足，在相对高产的沙壤土种地瓜，餐餐地瓜成为 50 岁上下农村家庭的噩梦，玉米由饲料发展到杂粮首要地位，再进一步发展为主粮地位。饥饿造成许多健康问题，其中之一为浮肿，通过麦麸、豆粉与砂糖掺制的康复粉应运而生。在此阶段，食品仅作为果腹维生之必须，强烈的物资短缺危机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深厚的记忆阴影。

1960s-1970s 时食品种类单一，仅为维生果腹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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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经济下物价工资双低，票证供应下难以饱腹

　　在 60-70 年代，反修防修、兴无灭资的思潮涌动，计划经济体制下民众几无储蓄，一线产业工人月均工资 30-40 元，农民无论劳动辛苦与否，年均 360 斤口粮，人称“受不受，三百六”。口粮须用工分折价买，社员人年均口粮约 30 余元，基本工分仅能糊口，难有余留，全年现金储蓄低至几元-几十元，消费产品结构单一化，价格也较低，贵州茅台 2.97 元/斤（62 年实施高价商品政策后涨至 16 元）。居民凭票证供应食品。粮、油、副食定量，所有食品全凭票证供应。主食定量条件下副食品又极少，没菜、没油水成常态，花生和瓜子供应频率更低至一年一回。以北京为例，1965年前每逢春节居民户均供应花生半斤(含皮)和瓜子 2 两。食用油则按在京正式户口，每人每月发放三两油票一张，品种主要为豆油或棉籽油(卫生油)。票证供应制度下，可选品种非常有限，饥饿感充斥整整一代人的记忆，大部分民众持续处于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中。

60 年代食品补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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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省市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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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食的供应匮乏难以果腹，使得主餐需要小麦以及粗粮、瓜菜等来弥补，同时副食品兴起，据统计，主食定量中大米仅占 10%，面粉 20%，其余供应玉米面、薯干等粗粮。粮票价格昂贵且救命，其他消费品价格较低。

1960 年烟价（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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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年代基础粮食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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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年代实行定级工资制度，刚参加工作的学徒工月工资 18 元，第二年 20 元，第三年 22 元。一级工工资 27.50 元。第五年正式定级，二级工工资 32.50 元/月。60-70 年代的二级工人为较为普遍的工人待遇，以八类地区为例，大部分工人实获薪酬在 36-41 元/月之间，大学毕业生第一年 48元，一年后转技术员是 53 元到 64 元。

　　物质匮乏时期，粮食分配量按照生存所需的低标准进行定量，难以保证人人吃饱，重体力工人定量为 45 斤粮食/月，非体力劳动工人仅有 26 斤/月。根据各地物价志统计，至 1978 年，国家定量内大米约为 0.149～0.205 元/斤，而自由市场超过 1 元，基本生活必需品上采用国家补贴控制的定量配给制。

1978 年基础食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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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高糖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成为该阶段的主流

　　包产到户后饥饿问题逐渐改善

　　饥饿年代中主食中大米占比较低，主要为玉米、红薯、高粱米等，这种景况持续到 70 年代后期，76 年文革结束，78 年安徽省小岗村开始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1980 年中央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1 年初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仅占中国农村生产队总数的 1%，到同年 6 月占比数值增至近 20%。农民将国家的土地承包。逐步演变为包干到户的形式。突破大锅饭体制后个人付出与收入开始挂钩，极大的激发了劳动积极性。农民可将余粮出售，形成自由市场，饥饿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但当时民众普遍缺乏蛋白质、脂肪来源的饥饿感扎根在意识中，致使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高糖高脂肪高热量食物成为食品消费主流。

安徽包产到户见成效，路有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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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 12 月安徽省小岗村 18 位农民包产到户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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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年代后期产品丰富化程度逐渐增多，副食品消费开始进入增长周期

　　计划经济中，物价便宜但有数量限制，如粮食购买数量不得超过粮本上数量。70 年代末期市场自由化，消费者开始手有余钱，一直被压抑的高糖高脂肪高热量副食品消费需求开始爆发，并对主食及蔬菜形成一定替代效应。

　　以 1978 年为基准农村粮食、蔬菜人均消费量分别为 247.8kg、141.5kg，至 2015 年分别降低至159.5kg、90.34kg，降幅分别为 36%、36%。基础主食类食品逐渐被高糖、高油脂、高热量的肉、禽、蛋、水产品、糖、酒类所替代。1978-2015 年间，农村食油、猪牛羊肉、家禽、蛋类、水产品、食糖、酒类增幅分别达到 4 倍、2.7 倍、22.7 倍、9.4 倍、5.5 倍、0.9 倍、7.4 倍（其中酒类为 12 年数据）。由基础农产品向升级产品过度，食品饮料消费逐渐多元化，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副食品消费量增幅最快的在 1978-1988 年这十年，反映出包产到户及自由市场后消费力初现端倪。对饥荒的恐惧也激发囤货观念，之后大众品开始普遍的量价齐升。

粮食及蔬菜逐渐被副食品、加工食品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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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2015 农村人均食品消费量变迁（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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