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经济新动力

　　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无论是保持中高速增长还是实现提质增效升级，无论是转方式、调结构还是培育新增长点、新增长极、新经济轴带，都需要强大的新动力。中国经济新动力在哪里，能否驱动中国经济实现新发展？本期观察版约请4位权威专家对此进行分析讨论，得出的主要结论正如一位专家所言：中国经济新动力正在加速积聚，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光明。

　　——编者

　　汪克强

　　当今世界正进入一个新的大规模结构调整期和新旧增长动能转换期，上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提供的动能逐步消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新动能蓄势待发。从历史上看，科技创新造就的新技术新产业，体制机制变革释放的创新活力，是历次大危机后世界经济实现复苏的根本动力。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步入新常态，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特征越发明显。在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的大背景下，转变发展方式、培育壮大新发展动力的要求更加紧迫。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向创新要动力，让创新释放出引领发展的雄浑力量，既是大势所趋，更是必然选择。

　　做好战略选择和前瞻布局，实现弯道超车和创新引领

　　科技创新是全面创新的核心，更是经济发展新动力的源泉。在大多数传统科技领域，我国虽有后发优势，但往往难以全面赶超。如果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聚焦一些战略性创新领域，集中力量加以突破，则有可能迅速实现弯道超车和创新引领。

　　比如，目前发达国家纷纷以“深度技术”抢占全球价值链的高端，领跑第四次工业革命。在“深度技术”的核心领域，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虚拟现实、无人机、无人驾驶等，我国与发达国家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有些方面还具有独特优势；在量子通信、空间科学、深海探测、物质科学、生命科学等重要领域，我国也有条件、有机会走在创新前列甚至领跑世界前沿。同时，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我们在网络信息安全、新能源、新材料、深地勘探等领域超前部署，有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这些重大创新，将培育起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战略选择和前瞻布局深刻影响科技和经济竞争力，事关国家未来发展。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必须加强战略研究和制定好中长期科技规划，统筹当前需求和长远发展，聚焦一批重大战略性创新领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还应加强国际科技合作，积极参与全球创新治理，统筹利用国内外创新资源，努力在世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有利位置。战略性创新领域的重大突破，将催生众多新技术新产业，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进而占领国际竞争制高点，塑造引领型发展，为我国和世界经济发展开拓新空间。

　　加强和深化前沿基础研究，为创新提供丰沛的源头供给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无尽的可能与潜力。几乎所有重大创新的知识基础都源于几年甚至几十年前基础研究的成果。缺乏基础研究，创新发展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世界创新大国的一大共性是高度重视基础研究。2016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提出了六大科学前沿：驾驭面向21世纪科学和工程的大数据，人—机互动技术，基因组、遗传和生命科学，量子跃迁，北极圈研究，新天体物理学。提出这些前沿领域，旨在引导科学家开展会聚式科研，促进交叉性前沿基础研究，解决当代和未来社会发展可能遇到的重大挑战。

　　目前，我国科技创新处于从跟跑为主向跟跑、并跑、领跑并存转变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基础研究的作用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国在量子通信、新材料、生命科学、航天、海洋等领域的重大基础研究捷报频传，取得了一批重大创新成果。但应看到，我国的基础研究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差距，相关体制机制仍不完善，主要表现在研究经费投入不足、缺乏稳定支持机制，支撑前沿基础研究的重大科学设施和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重大基础科学研究计划还不够多，科技评价制度和整体科研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等等。这些问题正在得到解决。未来，通过持续加强和深化前沿基础研究，建立丰厚的知识和技术资源储备，我们的原创成果供给能力将大幅提高，可以为创新提供丰沛的基础研究供给。

　　培育良好创新生态系统，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

　　创新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一个创新主体或要素难以形成创新高地、保持创新活力。过去，人们将成功的创新模式总结为一所大学、一个高科技园区和充足资金加总的“三合一”模式。但近年来，更多人认识到，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才是创新成功的根本保证。它包括开放的社会生产组织结构，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创业文化，灵活高效的人才流动机制，宽松的政策法律环境等。当前影响和制约我国创新发展的诸多问题，归根结底都与创新生态有关。

　　近年来，我国从多方面积极优化创新生态系统。首先是优化市场环境，推动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特别是商业模式创新。新科技革命成果特别是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为商业模式创新开辟了广阔空间。跨境电商、分享经济等成为新时代“中国创新”的代表，为我国和世界经济注入了新动力。为了进一步推动商业模式创新，我国大力优化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环境，激励与引导并重、宽松与规范并行的市场环境正在加速形成。其次是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完善创新政策体系。从公平竞争环境、高效科研体系、市场导向机制、强化金融创新、科研成果转化、人才培养机制、推动开放创新、政策统筹协调等方面完善创新激励政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明确各个创新单元的职能定位，充分调动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培育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努力营造支持创新、追求卓越的社会氛围，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和潜力。良好创新生态系统的加速形成，正在推动我国由创新资源大国转变成为创新能力强国，创新日益释放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雄浑力量。（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

　　汪同三

　　探寻中国经济新动力，首要的是深化对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这一重大论断的认识，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

　　改革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提供强大动力。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生产方式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矛盾统一体，二者之间既对立又统一，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一方面，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就会促进生产力发展，反之则会束缚或阻碍生产力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社会制度具有优越性，生产力显得更加活跃、更具革命性，对生产关系适应性调整的要求更高。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科学论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每次提出发展生产力的目标任务时，都会提出完善生产关系的任务，以制度性创新保障生产力目标的实现。

　　改革开放之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与此同时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中国经济开始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进入快速增长的轨道。上世纪90年代初，面对当时宏观经济复杂波动的局面，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继而，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持续取得突破，我们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主要领域“四梁八柱”性改革基本出台。改革的持续深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为我国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使我国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大动力源，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为什么改革能释放出如此巨大的能量？主要是因为它具有两大特点：第一，以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拓展生产力发展空间。我们推进的改革，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也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生产关系中那些妨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因素被清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以更充分发挥，被压抑的生产力得到释放。第二，以主动改革赢得红利，创造生产力发展空间。社会主义制度以全体人民的福祉不断提升为自身存在的目的，它不为任何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可以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积极探索生产关系的变革方向，主动进行具有前瞻性的制度改革，为生产力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主动的生产关系变革和体制创新，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改革红利。

　　还应看到，通过主动调整和变革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资本主义制度以维护资本家的利益为自身存在的目的，僵化保守，既没有主动调整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意愿，更没有调整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条件。因而社会主义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先进的制度，是能够极大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为主要特点的经济发展新常态。在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日渐式微的新形势下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必须挖掘新动能、激发新动力。新动力从哪里来？从根本上说，仍然要从深化改革中来。一些人认为，改革发展到今天，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因此改革红利已经基本消耗殆尽，改革释放的动力有限，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发展。这种认识非常肤浅，没有看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总是不断发展的，要不断适应矛盾运动的发展变化调整生产关系；只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持续调整生产关系，就能释放出巨大的发展动力，收获丰厚的改革红利。所以，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风险与收益总是如影随形。改革进入风险巨大的深水区，正说明一旦取得改革突破，就能收获非常可观的改革红利，实现新的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因而，要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凤凰涅槃的决心把改革进行到底。

　　当前，国有企业、财税金融、科技创新、土地制度、对外开放、文化教育、司法公正、环境保护、养老就业、医药卫生、党建纪检等领域的改革正加速推进，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有效提高供给质量，更好满足人民需求，解决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为发展注入了强大正能量。从今年前几个月的经济运行看，各项经济指标均在改善，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更加明显。这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正在加速积聚，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光明。（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魏后凯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动力多元、质量提升的新常态发展阶段。在新常态下，要确保经济中高速增长，必须拓展发展新空间、培育发展新动力。其中，增强区域发展的内生活力、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至关重要。它不仅有利于补齐经济发展的短板、增强发展的均衡性，而且有利于优化资源的空间配置、提高供给效率和潜在增长率。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四大板块”为地理单元、各有侧重的区域发展战略，这就是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由此形成“三大战略+四大板块”的区域发展战略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四大板块是基础，从国家战略层面对全国区域协调发展进行统筹安排和总体部署；三大战略是引领、支撑和桥梁，从全球和国家治理的角度，聚焦国际国内合作和区域协同发展，致力于增强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形成区域发展新格局。推动四大板块与三大战略相结合，是实现区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将产生叠加效应、协同效应和融合效应，产生澎湃的发展新动力。

　　叠加效应：全面激发各地区发展活力。四大板块和三大战略属于不同范围、不同类型的区域发展战略。从空间范围看，四大板块是地带级的区域，合起来覆盖全部国土；三大战略的空间范围则相差巨大，京津冀位于我国东部地区，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一带一路”建设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时向所有朋友开放。从战略类型看，四大板块是旨在统筹东中西、协调南北方的全域发展战略；三大战略则强调打破地域界限，畅通国际和区际联系，以轴带（都市圈）为重点构建经济支撑带，是一种轴带发展战略。统筹推进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三大战略，可以发挥不同层面、不同类型战略的叠加效应，推动形成点线面结合、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多中心网络状发展格局，全面激发各地区的发展活力，培育新的发展动力。

　　协同效应：促进资源共享和分工协作。目前，四大板块之间的发展差距仍然较大，东西发展水平差距尚存，南北经济增长差异问题又开始凸显，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在这种情况下，以区域总体发展战略为基础，以三大战略为引领，构建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体系，有利于促进各地区优势互补、合理分工，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从而形成1+1＞2的区域协同效应。这种区域协同效应是通过区域内部以及区域之间的资源共享、分工协作和协同行动实现的，它不仅体现在产业分工合作和经济一体化方面，而且体现在社会协同发展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方面。

　　融合效应：降成本、提效率、促创新。过去，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相对独立，各板块之间缺乏连接的战略通道。而长江经济带从东到西覆盖11个省市，“一带一路”连接中国与亚欧非、涵盖全国所有省区市，京津冀地区则是连接四大板块的重要枢纽。因此，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基础上推进实施三大战略，能够打通四大板块之间及其与国外的联系，促进国内外要素流动、经济合作和科技文化交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与互动，进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促进创新。

　　可见，四大板块与三大战略相结合能够产生多重效应，激发区域发展的内生活力，将推动形成一批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和经济轴带，由此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提高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经济发展新空间是多层次、多维度的，新增长点、新增长极、新经济轴带、中西部和沿海落后地区、沿边地区、农村地区等都是新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发展空间蕴含着新的发展动力，新的发展动力又会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空间与新动力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史育龙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实现新旧动力转换是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关键。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能够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注入强大的新动力。

　　促进消费和投资需求增长。消费和投资需求增长，是城镇化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来源。由于城乡生产生活方式不同，城市的基础设施密度远远高于农村，加之我国城镇与农村的人均消费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城镇人口的增加必然带来消费需求的扩大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住房等生活设施投资需求的增加。在传统城镇化模式下，农业转移人口难以在城镇落户定居，这抑制了消费需求，也制约了投资需求的扩大，因而所能激发的增长动力有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重物轻人的传统城镇化特征明显改变，围绕人的需求开展的棚户区改造、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等加快推进，拓展了新的内需空间，激发了新的增长动力，有力支撑了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提升人力资本，优化资源配置。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鼓励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定居，改变了大量劳动力在城乡间钟摆式往复流动的就业模式，既有利于满足企业稳定用工的需求，又能显著优化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的配置，为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创造条件。从长期看，新型城镇化还能加快人力资本提升步伐，为经济长期发展提供有效支撑。

　　通过提高社会资源密度促进创新。创新及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城市群、国际大都市等正是基于其多样化、高密度的人口和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系统，显著提高了社会资源密度，才成为创新的主要发源地和支撑经济发展的关键区域。新型城镇化把人的需求放在首要位置，围绕人的需求配置社会公共资源、基础设施系统、信息和资本等，能够营造更好的创新生态环境，激发创新活力，促进创新行动。

　　当前，新型城镇化正在加快推进，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受传统思维惯性和体制机制束缚，新型城镇化蕴藏的新动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当务之急是彻底改变重物轻人的传统城镇化观念和做法，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为切入点，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一方面，放松对农业户籍人口进入城镇的限制，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附着在城乡二元户籍之上的差别化待遇，缩小城乡户籍的实质性差异。另一方面，降低农村转移人口进城落户的门槛，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中城市落户条件。

　　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需要深入研究他们的实际需求，围绕关键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一是解决城镇户籍供需空间错配问题，化解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想落不能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能落不想落”的矛盾。二是紧扣住房保障和子女义务教育两大焦点，建立租售并举、以租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适当加大中央财政在义务教育、基本养老、基本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责任，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三是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与建设用地、建设资金、转移支付“三挂钩”机制，鼓励城市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定居；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增强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意愿。（作者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