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护带来共赢——云贵川横向协作实现赤水河流域生态美百姓福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光明日报记者 吕 慎

　　流经云贵川三省的赤水河长约436公里，这在江河奔流的大西南算不上大河，但它的地位却相当“显赫”：它是红军“四渡赤水”的“英雄河”，也是出产世界知名酱香白酒的“美酒河”，更是长江一级支流中唯一未建水坝的“生态河”，是长江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指引下，云贵川三省建立起了合作共治、责任共担、效益共享的流域保护和治理长效机制，有力推进了赤水河流域生态保护，赤水河水质发生了根本性好转，干流稳定达到Ⅱ类水质，径流断面水质优良率100%，鱼类达到149种，实现了三省社会、经济、生态的共赢。

　　横向合作赋动能

　　云南省威信县是赤水河上游重要的水源地，沿河的生猪养殖曾是这里的传统产业，同时也对赤水河水质产生了较大影响。2019年7月，县财政给农户发放补贴，将生猪集中起来由环评优良的公司代养，有效减少了污染。在赤水河畔的双河村，仅仅半年时间这种模式就给村集体带来78万元收入，贫困户户均分红2196元。而这些补贴资金，很大一部分来自赤水河流域跨省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早在2013年，赤水河流域就探索建立跨省生态补偿机制，但因为缺乏权威依据，上下游难以在补偿原则、补偿标准、实施目标、分配考核等关键问题上达成共识，赤水河生态补偿工作一度停滞。

　　2018年，国家出台了《中央财政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修复奖励政策实施方案》。贵州省抓住政策契机，积极协调，促成了云贵川三省共同出资2亿元设立赤水河流域水环境横向补偿资金，规定只要省际入境水质达到Ⅱ类标准即可获得补偿。2019年，贵州省和四川省各出资2000万元补偿上游的云南省，基本解决了上下游投入和收益不对等问题。

　　四川省还在《赤水河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的基础上，出台了《四川省赤水河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实施方案》，确定了省、市、县三级共同筹集资金，市、县两级享受资金分配权，共同承担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机制，沿赤县市既能获得生态补贴，又要承担水质不达标的连带责任，激活了流域各方参与环保治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生态补偿调结构

　　2017年1月，赤水河启动全流域禁渔，10年内禁止一切捕捞行为。面对既要生态美也要百姓福的必答题，位于赤水河中游的贵州省仁怀市拿出大量资金，积极引导“靠水吃水”的群众“上岸”。他们大力发展火龙果、乌骨鸡、金钗石斛等特色产业，形成了农酒旅一体化的绿色产业群，今年前10个月该市旅游综合收入就超过百亿元。

　　依托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契机，云贵川沿赤各地强化产业转型，流域生态经济效益显著。在四川，古蔺、叙永等县市大力发展精品果业、绿色蔬菜业、特色经作业等八大特色农业产业，打造肉牛产业园、肉牛综合体等现代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园区10个，叫响了“合江荔枝”“合江真龙柚”“赤水河甜橙”“古蔺麻辣鸡”等区域品牌。借助生态补偿，叙永县投资2450万元，开发了“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旧址”等红色旅游项目;合江县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文旅扶贫”，打造尧坝驿产业综合体，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5亿元。

　　贵州省仁怀市曾经有3000多家酒厂，大多数是排放超标的小作坊。该市采取进酒厂、进河堤、进农户的方式，摸清污水口，整治污染源，坚决关停了90%的酿酒企业。

　　赤水河水质的持续改善，为茅台、郎酒等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在获益的同时，各企业也积极参与生态建设，走绿色发展的路子。茅台集团投资4.3亿元进行冷却水循环利用改造，每年减少用水315万吨;对生产废水处理设施进行提质增效改造，限制燃油机动车的通行。

　　联防共治强监督

　　今年3月，贵州省仁怀市合马镇的群众反映川黔交界的天生桥水库周围污染现象严重。该市法院在第一时间对接四川省古蔺县法院联合行动，仅用一个月时间水库环境污染问题就得到了有效解决。从2019年起，仁怀市人民法院就与四川古蔺县人民法院建立了跨省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协作机制，搭建信息资源互通平台，有效打破流域内各自为政的壁垒，形成了流域内审执一体化、共护一江清水的格局。

　　据了解，云贵川三省建立了赤水河流域上下游环保联防联治机制，三省积极协作，推动一大批环境问题得到有效整改。2019年9月，四川泸州和贵州遵义的生态环境部门执法人员分三组对赤水市、仁怀市、习水县开展联合执法检查。2019年10月，四川省生态环境厅、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共同签订了《突发环境事件联防联控合作协议》，建立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联动工作长效协作机制、突发环境事件联合防控预警机制、跨省突发环境事件联合应对机制、跨省突发环境事件协同后期处置机制等四项机制。

　　不仅省级层面，市级协作也日益深入。自2019年8月以来，贵州省遵义市和毕节市不断加强执法合作。截至目前，共立案查处253件涉及赤水河流域环保的行政处罚案件，罚款2965.37万元，实施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案件等33件;涉及森林保护的行政处罚案件450件，行政罚款994.3万元。

　　《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18日 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