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委会议提促进共同富裕、三次分配 释放了什么信号？

　　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了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社会反响热烈。

　　会议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充分估计促进共同富裕的难度，具体抓手有哪些

　　对“促进共同富裕”的强调，是否意味着政策的优先级发生了变化？对于企业和市场又意味着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杨志勇向澎湃新闻表示，需要全面理解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奋斗目标，要分阶段去实现。他指出，在现阶段，要充分估计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难度，要认识到共同富裕目标实现需要一个过程。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重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同时不要忘记共同富裕的目标。”杨志勇说道。

　　北京鼎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原联合信用评级总经理张志军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指出，今年受到严监管两个行业，一个是房地产，另一个教培行业，二者都与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有关。因为高房价和高教育成本都会加剧贫富差距，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表示，本轮针对相关行业的治理更有划时代的新方向：经济治理大方向转向实现社会公平、产业自主和国家安全，其持续时间可能更久，对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

　　在邢自强看来，中国新阶段的治理重点可能已从发展优先，转为平衡发展与安全。这包括，重新平衡企业盈利与劳动者报酬在经济分配中的比例、敦促企业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维护数据和产业链安全。

　　邢自强表示，促进共同富裕包括三大抓手：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回馈社会。结合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实施方案，潜在的具体措施可能包括五项：1。 长线而言逐步推出房产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调节高收入。2。 设立和经济增长和通胀挂钩的工资调节机制，保障普通劳动者收入分享经济红利；3。 中央政府逐步统筹地方土地出让收入、通过转移支付向欠发展的地区和群体倾斜；4。 通过国企改革和划归国企股权给社保，加强低保、住房、教育、医疗等基本社会保障；5。 利用税收优惠和社会荣誉等政策鼓励富裕团体和企业开展捐赠、回馈社会、慈善等。

　　“三次分配”有何内涵

　　此次会议上提到的“三次分配”引发了众多关注，有何内涵？

　　《学习时报》曾在2020年年初刊载的文章《第三次分配：内涵、特点及政策体系》中称，第三次分配是社会主体自主自愿参与的财富流动。较之于初次分配更关注效率、再分配以强制性来促进整体公平正义，第三次分配体现社会成员的更高精神追求，“在道德、文化、习惯等影响下，社会力量自愿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方式济困扶弱的行为，是对再分配的有益补充”。

　　《学习时报》文章称，“第三次”并不是指在时序上一定要发生在初次分配、再分配之后，实践中三者是互相交错并行不悖的；有的志愿劳动与初次分配同时发生，有的捐赠发生在再分配之前而获得税收减免。因此，第三次分配可理解为不同于市场主导和政府主导的“第三类分配”。

　　从内涵上看，初次分配是以市场为主导的要素合作博弈，使要素总体贡献最大化；再分配是政府在公平正义等国家价值导向下的强制性干预；而第三次分配是在向善、为公、乐施等社会价值理念的引导下，在法律政策的鼓励和促进下，由既看得见又看不见、并非由利益驱动或公权力强制、却充满活力的“社会之手”所推动的。

　　杨志勇分析认为，三次分配是分层次的。初次分配是最基本的，重在提高效率，让劳动和各种要素得到对应的报酬。初次分配主要是市场机制分配，所存在的问题要通过再分配来解决。再分配的方式有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政府对家庭和个人的补助)等，政府通过改善公共服务，也能促进再分配的公平。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的公共服务改善，可以增加个人(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而第三次分配是补充性的，慈善性捐赠就是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

　　杨志勇表示，第三次分配还需要一些制度支持，第三次分配往往通过非营利性组织，社会应该有鼓励成立相关盈利性组织的措施。此外，第三次分配是自愿的，但只要做好，社会就有捐赠的良好氛围，共同富裕的目标就更容易实现。

　　杨志勇指出，当前税收制度要更加注意提高直接税收入比重，让直接税在调节个人收入和财产差距中发挥作用。社会保障制度要需要进一步完善，让养老、就业、医疗等都有更充分的保障。

　　邢自强预计，经济利益的分配更多转向普通劳动者，企业和资本盈利占经济的比例可能会逐步下降；从行业角度看，那些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社会焦虑加剧、环境污染加重，以及有数据安全风险的行业和商业模式，或将在今后数年受到进一步约束。针对科技企业、平台经济以及房地产的监管或将持续。相反，与国家战略方向一致的行业，如国产大众消费品牌、硬件科技自主化、网络安全、创新药、职业培训、新能源产业等仍将获得政策支持。

　　 转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