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有效支持全球绿色低碳转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近期，一些海外政客和媒体炒作中国新能源产业“产能过剩”，这种论调与基本事实和理论逻辑不符，完全站不住脚。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壮大，从根本上说源于中国坚定不移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的决心和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规模经济与比较优势。应该以全面、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新能源产能，不能片面以国内市场需求框定合理产能规模，不能将技术迭代中的有效产能和无效产能简单加总，不能忽视市场竞争中的企业优胜劣汰和产能动态调整，不能简单以当期需求来评判产能是否过剩。同时更要看到，中国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和发展新能源产业，为世界各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改善全人类的总体福祉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从根本上说源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的决心和长期积累形成的规模经济与比较优势

为了有效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中国积极把握绿色低碳转型机遇，坚定不移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

中国较早制定实施了相关法律和政策，2006年1月1日开始施行可再生能源法，2007年《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和2009年《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先后提出发展太阳能、新能源汽车等低碳产业，之后持续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明确而稳定的政策环境，并积极推动新能源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应用。随着风电、光伏等的快速发展，中国于2019年提前完成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的目标。特别是自2020年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来，中国的新能源产业逐步进入市场力量驱动的大规模发展阶段，新能源开发利用规模、新能源汽车销量明显增加，新能源产品质量持续提升。2023年底，中国的风电、光伏累计装机量达到10.5亿千瓦，占全球新能源总装机量的四成；新能源汽车销售接近950万辆，连续9年居全球第一位。

中国的规模经济优势，有助于形成完备和有竞争力的新能源产业链。一是较强的制造业配套能力支撑新能源产业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产业链。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为30%，产业门类齐全，配套体系完善，系统性优势突出。高效协同的制造业网络，为新能源产业链各环节发展提供了全面支撑。经过多年积累和发展，中国已拥有较为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比如已建成包括动力电池、电机电控、整车及充电设施、制造装备、回收利用等在内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二是超大规模市场可以摊薄成本、容纳多条技术路线竞争成长。新能源产业发展前期需要进行较大规模的研发和设备投入，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可以帮助企业快速摊薄成本，企业凭借在国内市场竞争中获得的低成本、高性能优势走向国际市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有研究人员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拆解显示，一些国产新能源车企的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同时，巨大的市场空间为不同技术创新路线、商业创新模式提供了足够赛道，让真正具备竞争优势、符合产业升级方向的产品和企业能够快速成长。比如，中国光伏电池具有多条细分技术路线，每条技术路线都孕育出数家上市公司。

长期积累并动态演进的比较优势，是中国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的基础条件。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技术不断升级、要素禀赋结构深刻改变、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结合，有力支撑了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一是新能源汽车、风电、光伏等领域技术处于全球前沿。中国抓住了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关键时间窗口，技术水平全面提升，高能量密度电池、高效率驱动电机、电控系统等关键技术取得突破。光伏电池片平均转换效率居于全球前列，风电中的长叶片、高塔架等技术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2016—2022年，全球绿色低碳技术发明专利授权量累计达55.8万件，其中中国专利权人获得授权17.8万件，占比达31.9%。二是新能源领域人才富集、勤劳实干。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与国际劳工组织共同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从业人员约555万人，约占全球四成。中国工程师数量占全世界的1/4，优秀勤奋的工程师队伍吸引全球跨国车企在华布局新能源汽车研发中心。例如，2023年大众汽车将总部以外最大的研发中心落户中国安徽合肥，集中开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品。三是资本丰裕度上升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新能源行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2022年，中国资本形成额占全球比重已达到28.1%，产业发展的资金缺口明显缩小。中国已形成一批高水平的铁路、电网、运输管道、储能、充电桩等基础设施资产，有力支撑新能源产业发展。四是数字经济优势与绿色低碳转型相结合，为新能源产业发展增添了更多新动能。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居全球第二，数字化赋能带动新能源产业的制造、物流效率显著提升，客户响应更加及时，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更加活跃，新产品设计和技术迭代更为迅速。2023年12月，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入选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灯塔网络”，是目前全球唯一的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同时，整车制造企业与芯片、软件、通信等科技企业跨界融合，自动驾驶和智能网联等技术持续发展，智能化的应用及服务将汽车与人的社会活动紧密相连。

应以全面、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新能源产能，而不是片面、静止、简单得出“产能过剩”谬论

纵观人类社会的工业化、经济全球化发展历程，先进工业产能从来都是面向全球总需求的，不能片面地仅以国内市场需求框定合理产能规模。工业化发展带来的社会化大生产模式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各国依靠各自优势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供给和需求从来都不是局限于一国内部。

19世纪末，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显著上升。1915—1920年，美国出口额占全球份额持续超过20%，其中1916年高达26.2%。依靠大规模生产能力，美国的汽车、飞机、计算机等先后在全球市场占据重要地位。1913年，福特汽车的底特律工厂采用了著名的“流水线”生产模式，生产效率大幅提升，推动美国很快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产量一度超过世界总产量的60%。20世纪60—80年代，美国IBM公司占据了当时工业化国家大型计算机市场70%—80%的市场份额，波音公司长期占据全球商用飞机市场60%以上的份额。二战以后，西欧和日本的汽车工业快速崛起。德国汽车出口量占产量比重从1957年的48.3%上升到2018年的78.0%；日本汽车产量从1963年的128万辆增加至1985年的1227万辆，同期出口从10万辆增长到673万辆，1985年出口量占产量的比重高达54.8%。过去30多年来，众多欧、美、日、韩汽车品牌进入中国市场并长期占据重要份额，中国并没有指责其产能过剩。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20.3万辆，占产量的比重仅为12.5%，完全谈不上产能过剩。

还要看到，新能源产业发展伴随技术突破和快速迭代，有效产能和无效产能并存，不能简单加总。新技术往往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强的市场竞争优势，企业有很强的动力应用新技术建设先进产能。与此同时，基于上一代或上几代技术建设的低效甚至无效产能，经过一段时间后会自然退出市场，如果将其与高效先进产能进行简单加总并得出过剩的结论，必然会背离基本事实。以光伏电池技术为例，2010年量产光伏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为16.5%左右，2015年第二代提高到20%左右，2023年第三代已达到25%左右。光电转换效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发电成本可下降7%。这样巨大的效率进步和成本降幅，吸引着企业不断研发新技术、投资新产能。近年来，光伏生产线的平均迭代时间已降至2—3年，而物理折旧年限超过10年，很多落后产能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市场竞争力。类似情况在其他高技术产业领域也很常见。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例，近年来全球集成电路产业在摩尔定律驱动下技术不断更新换代，先进产能不断上马、落后产能大量闲置的现象普遍存在。比如，2023年三季度，台积电公司4—5纳米制程的先进生产线产能利用率超过80%，而美国格罗方德公司16—22纳米制程的生产线产能利用率仅有55%—65%。在这种情况下，更先进的产能还在不断上马。2024年，三星、台积电、英特尔等企业预计将分别投资数百亿美元，用于建设先进制程生产线。

激烈的市场竞争往往伴随企业的优胜劣汰和产能的动态调整，新能源产业也会经历这样的过程，不能静止地看待某一时期的产能规模。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企业相互竞争、优胜劣汰是正常现象，其间产能会不断进入、退出、改造和调整，这符合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如果仅停留在某一时间点上看待这个动态演进过程，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比如，20世纪初美国成为汽车制造大国后，一度出现过几百家汽车企业。但随着市场竞争加剧，绝大部分车企倒闭，传统车企仅剩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等少数几家，而且当前还面临特斯拉等新兴车企的挑战。再如，20世纪70年代末个人电脑兴起后，全球一度有400多家厂商涌入。随着技术标准统一和市场不断成熟，大量企业被淘汰。到1997年，康柏、IBM、戴尔、惠普等前几大厂商占全球市场份额超过60%。又如，手机行业也经历了优胜劣汰过程。21世纪初，诺基亚、摩托罗拉、索尼和爱立信等企业占据市场领先地位，其中诺基亚的市场份额曾高达35%。但随着智能手机出现，这些企业逐渐失去了市场地位，被其他手机厂商取代。新兴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企业的快速兴衰更替和产能的持续动态调整，新能源产业也必然会在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中经历类似的过程。

新能源产业正处于快速成长期，产能建设主要是为了匹配未来预期需求，不能简单以当期需求来评判产能是否过剩。产业发展一般会经历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等阶段，在成长期需求往往加快增长，企业为满足未来预期需求纷纷加大投资，短期内必然会产生投资“潮涌”和产能增加现象。据国际能源署测算，未来十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需求将持续强劲增长，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需求量将达4500万辆，是2022年的4倍多；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需求将达到820吉瓦（GW），是2022年的约4倍。如此强劲的未来需求必然会吸引大量投资进入，带动产能快速增长。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1990—1997年，美国家庭拥有计算机的比例从15%增长到35%，对网络的需求也随之急速增长，众多投资集中涌入互联网领域，当时也有人称之为“互联网泡沫”。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一时期的大规模投资，为互联网经济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韩国液晶面板产业的发展也经历了类似历程。LG公司液晶业务从1987年到1994年连续亏损8年，平均每年亏损5300万美元；三星公司液晶业务从1990年到1997年连续亏损7年，平均每年亏损1亿美元。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韩国相关企业仍然基于对未来巨大市场需求的预期，将数十亿美元投资于大尺寸液晶面板生产线建设。随着笔记本电脑、台式机及平板电视需求的急速增长，三星、LG等厂商的液晶面板产能在满足市场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前瞻性的产能建设，后来不断扩张的市场需求就无法得到满足。

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顺应绿色转型和经济全球化大势，造福人类、惠及世界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超出预期，全球绿色产品总供给不是过剩而是严重不足。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关键在于行动。中国新能源产业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作出了重大贡献。

2023年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海平面上升、南极冰川融化面积等多项气候指标打破历史纪录。持续高温干旱、强降雨、洪涝等极端天气愈发频繁，给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人类生命安全造成巨大影响和威胁。2023年度《柳叶刀人群健康与气候变化倒计时报告》指出，相比于1986—2005年的平均水平，现在与热浪相关的65岁以上老人死亡人数上升了85%。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21年的预测，如果全球仍然以化石能源为基础推动经济增长，2100年全球平均海平面将较1995—2014年平均水平上升0.63—1.6米。照此下去，很多海岛和沿海城市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被海水淹没或不宜居住，人类文明的大量成果将毁于恶劣气候。

目前，全球一半以上的绿色低碳技术尚未成熟，庞大的低碳发展需求与低成本绿色技术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突出，制约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国依靠自身努力找到了能源和交通领域深度脱碳的可行技术路径，并通过大规模应用显著降低了新能源产品成本，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带来了希望。《纽约时报》4月刊文称，全人类都需要大规模、快速地转向可再生能源。2022年《自然》杂志的一篇文章测算，2008—2020年以中国为主的全球光伏组件供应链分别为美国、德国光伏安装节省了240亿美元和70亿美元。如果各国转向国内生产，光伏组件的价格将比全球化生产高出20%以上，这将严重影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

在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开放合作，与他国分享发展机遇。一是向外资企业敞开国内市场的大门。2018年，中国取消了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特斯拉、大众、宝马、丰田等车企纷纷在华投资布局电动车生产。盖斯特汽车战略咨询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2023年外资车企在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上的份额合计占14.2%，其中美国特斯拉公司一家就占了7.9%。二是支持新能源对外投资。2021年和2022年，中国可再生能源项目对外签约额连续增长，年增长率达到13%。2023年前三季度，中国企业海外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签约额达到38亿美元。比亚迪公司正在匈牙利建设工艺先进、高度自动化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这不仅能够促进当地产业绿色转型，也将为当地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三是积极发展互惠贸易。中国除进口大量宝马、奥迪、保时捷等新能源整车外，还从国外大量进口高端电动汽车的灯具、刹车系统、轮胎、减震器等零部件。中国出口中也包含大量外资企业产品，2023年特斯拉一家企业占了中国新能源电动车出口的28.6%。

在以上事实面前，如果还有人刻意渲染中国新能源产业“产能过剩论”，不免让人怀疑其背后的动机。各国之间存在产业竞争和贸易摩擦不可避免，但诉诸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用中国新能源产业“产能过剩论”为保护主义提供借口，限制中国新能源产品出口，只会造成世界新能源产业发展延缓、新能源技术进步步伐放缓和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进程迟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定不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开放，坚定不移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和国际合作，将继续为各国共同发展创造更多机遇，为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和改善全人类的总体福祉不断注入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