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国内大循环 推动新型全球化

　　疫情突如其来，但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不是偶然的，我国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只有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集中力量做好自己的事，畅通国内大循环，才能更好地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作出贡献。

　　新型经济全球化是开放的全球化，不是排斥异己的全球化；是包容的全球化，不是改造别国的全球化；是普惠的全球化，不是拉帮结伙的全球化；是平衡的全球化，不是两极分化的全球化；是共赢的全球化，不是赢者通吃的全球化。

　　2020年5月以来，中央多次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我国在“十四五”规划制订之际科学研判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作出的重大决策，对我国经济化危为机和持续健康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

　　直面国际新风险

　　近几年，国际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有些国家推行“逆全球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遭到破坏。今年突发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

　　第一，传统全球化难以为继。传统全球化发端于二战结束后的《关贸总协定》（GATT）。1995年1月，世界贸易组织（WTO）开始运作，次年正式取代GATT临时机构。从GATT开始时的23个成员到WTO目前的164个成员，生动诠释了全球化的成就。但无论是在全球化中获益最多的美国，还是被美国金融霸权反复“剪羊毛”的其他国家，都期望构建一种对自己更加有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美国作为传统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国，现在以“美国优先”、“断链”、“退群”、“贸易战”等不断掀起“逆全球化”。英国经过7年酝酿、论证、公投、谈判，今年1月正式脱离欧盟。2018年以来，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及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纷纷强化外资审查政策，防范本国高科技企业被外资并购。另外，受疫情影响，各国空前重视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等涉及国计民生的产业技术保护，拒绝外资对这类企业收购。传统全球化已经难以为继。

　　第二，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加快重塑。“逆全球化”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美国、英国等制造业相对于金融业偏弱的国家，均提出重新振兴本国制造业的计划，采取税收优惠等各种措施吸引布局海外的制造业回归和发展新兴制造业。为打压竞争者，美国政府对对其贸易顺差较大国家接连挑起贸易争端，以重新谈判签署区域贸易协定或双边贸易协定取代WTO规则，甚至推动与我国技术脱钩，肆意打压我国高科技企业，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造成极大破坏。疫情期间，美国允诺250亿美元、日本允诺2200亿日元，补贴本国制造企业将生产线迁回本国。与此同时，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南亚国家，采取更为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准备迎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带来的外商投资机遇。

　　此外，有关国家还企图通过挑起贸易争端、强化出口管制、纳入实体清单、进行长臂管辖、严格交流限制等，对我国高科技企业围堵打压，全力阻止我国发展。

　　畅通国内大循环

　　疫情突如其来，但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不是偶然的，我国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只有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集中力量做好自己的事，畅通国内大循环，才能更好地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作出贡献。

　　一是，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供需平衡是宏观经济政策追求的目标，不仅包括总量平衡，还包括结构平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推动供需关系在更高层次上保持平衡。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适应，需求结构也应优化。2019年，消费、投资和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57.8%、31.2%和11.0%。出口虽然在GDP中的贡献率下降，但对于拉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非常重要，在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外商独资企业的份额占50.4%。投资需求稳定增长，2019年1-12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55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消费需求稳步扩大，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1万亿元，已接近美国，但消费结构不均衡。我国有1.4亿个年收入在10万元-50万元之间的三口之家，也有6.1亿人年人均收入11485元、月人均收入低于1000元，而介于这两档之间的还有几亿人，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没有变。应客观认识投资、出口与消费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在发展新基建稳投资、支持跨境电子商务与服务贸易稳外贸、落实《外商投资法》稳外资的同时，着力提高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拓宽劳动者就业和分享发展成果的渠道，结合我国人口众多的实际统筹处理好高质量发展与低收入者生计之间的关系，将更多内需潜力转变为支付能力，将支付能力释放为有效需求，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畅通供需良性循环。

　　二是，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我国目前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全部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内部产业链独立完整；又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在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循环中具有重要地位，产业综合配套能力十分强大。这是我国在要素成本比较优势降低的同时，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质量更高的比较优势。2019年，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居世界首位，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位居世界第二；全社会研发支出2.17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19%，达到欧盟平均水平；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9.5%；创新指数位居世界第十四位，进入了创新型国家行列。尽管如此，国内产业循环存在的中低端重复布局导致产能过剩、创新能力不足致使高端布局较少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极其紧迫。应下大力气打通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中的“堵点”、接通“断点”，既补短板又锻长板，深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助推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树立“创新型企业最重要的资产是创新型人才”的理念，舍得重赏在创新中取得重大成绩的“勇夫”，宽容在创新路上跌倒的企业家、科学家、教育家、技术专家，尊重和保护创新者的创新成果，促进技术创新、基础创新良性互促，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畅通创新链与产业链良性循环。

　　三是，开辟中西部发展黄金期。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我国发展基础非常薄弱，在前苏联援建项目和自主配套基础上，逐步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之初，由于资本稀缺、市场分割以及工业时代的资源约束，我国在区域经济发展中采取了“梯次”发展模式，把沿海沿江地区作为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建立经济特区吸引外资、积累资本，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而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2019年，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相当于东部地区的66.0%、60.8%、69.4%。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第四次产业革命兴起以及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都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根据今年5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到2035年，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通达程度、人民生活水平与东部地区大体相当。应抓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的“危中之机”，在巩固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五大国家发展战略中，国家项目优先安排中西部，国有资本积极支持中西部，绿色产业重点布局中西部，政策优惠大力倾斜中西部，全力开辟中西部发展黄金期，形成集约化的区域经济竞争模式，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畅通东中西部区域经济良性循环。

　　四是，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输血”；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干细胞，为金融“造血”，二者之间循环往复、相辅相成。近年来，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特别是2019年9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取消QFII和RQFII投资额度限制，推动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进一步加深，也有利于打通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循环中的“堵点”。长期以来，由于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现代金融体系尚未形成，导致产业资本间接融资比重居高不下，国有企业长期负债经营、杠杆率较高，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金融资本服务产业资本的功能弱化，而产业资本“反哺”金融资本的功能明显。今年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36.7%，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长5%，利润增长主要来自贷款、债券；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11家银行所赚取的利润占108家中国大陆上榜企业利润的47.5%，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10家银行利润则占到124家中国大陆上榜企业利润的44%。经济与金融的这种循环模式可能导致一些具有成长力的实体企业因债务负担、资金链断裂而夭折。而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这次疫情期间都较好发挥了服务实体经济功能，股市屡创新高，直接融资便利，同时分散了银行风险。应抓住全球经济格局调整契机，以建立资本市场为核心的现代金融体系为目标，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以国有金融资本为主体，按照《企业国有资产法》要求，坚持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出资人职能分开，探索加强国有金融机构出资人专职专业的统一监管，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功能，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畅通经济与金融良性循环。

　　五是，推动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赢发展。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二者之间既竞争又合作，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前，在我国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更加优化吸引外资环境以及鼓励高水平“走出去”的情况下，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都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只有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取长补短，才能相得益彰、共同发展。民营企业生于竞争、存于竞争，经营机制创新性强、市场化程度高，如科技型企业腾讯、阿里巴巴的股权结构分别为南非报业（现在占腾讯公司股比31%）、日本软银（现在占阿里巴巴股比34.4%）控股，但第一大股东“控股不控权”，经营控制权由创业团队即合伙人掌握。民营企业的这些创新，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参考。今年5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指出，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探索建立有别于国有独资、全资公司的治理机制和监管制度；对国有资本不再绝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探索实施更加灵活高效的监管制度；对充分竞争领域的国家出资企业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出资企业，探索将部分国有股权转化为优先股，强化国有资本收益功能。应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为契机，在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内生动力的同时，也要善“借东风”，鼓励支持国有企业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与各类所有制企业合作，积极稳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畅通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良性循环。

　　推动新型全球化

　　2019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提出，各国应携起手来，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加强协调、完善治理，推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经济全球化。因此，新型经济全球化是开放的全球化，不是排斥异己的全球化；是包容的全球化，不是改造别国的全球化；是普惠的全球化，不是拉帮结伙的全球化；是平衡的全球化，不是两极分化的全球化；是共赢的全球化，不是赢者通吃的全球化。

　　新型全球化的思想内容，既来源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天下大同观，又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概括起来就是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根本目标，团结世界各国一起发展、可持续发展。用新型经济全球化理念认识双循环格局，就是推动形成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合作共赢、良性互促的发展格局。

　　2013年至2019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累计总额超过7.8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1100亿美元，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近8000亿美元。今年世界经济形势异常严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下降4.9%，世界银行预计下降5.2%，全球93%经济体将陷入衰退，明年的不确定性很大。我国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对外直接投资位列全球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30%。特别是成功控制疫情并在二季度实现经济正增长，上半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9.4%；中欧班列累计开行5122列，同比增长36%，许多国家把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希望寄予我国。应找准修复国际经济循环的着力点，把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途径，发挥好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走廊、工业园区、交通设施等重点项目上的骨干作用，树立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模式，激活所在国的内生经济和消费需求，为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