售电改革之乱：售电公司高价向黄牛买电，八成公司深陷亏损

　　7月的广东“热力十足”，然而对于当地不少售电公司而言，却是“凛冬”已至。

　　寒意源于持续的巨额亏损。“仅五六月份，我们的亏损就达到300多万元。”广州一家独立售电公司负责人李凯心里着急，公司平均每月代理电量约为1.2亿度，每度电亏损1分多钱，每月损失就在百万元上下。

　　售电公司作为中间商，左手拉着电厂，右手拉着用户。靠从发电企业低价批发电，再向终端电力用户高价卖电，来获取价差盈利。作为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产物，引入售电公司的目的是为了激发“鲶鱼效应”，搞活市场的同时，降低用户端的电费负担。售电公司主要分为三类：发电企业下属售电公司、电网企业的售电公司以及独立售电公司。

　　如今，这条“鲶鱼”却深陷泥潭。近期，山西、广东等地相继发布了电力市场交易风险提示。煤炭价格的持续攀升带来的是连锁反应，发电企业亏损严重，发电意愿下降。在“只准降不准涨”的电力价格体系之下，价格波动沿着链条传递至中间环节后无法向下传导，靠吃价差盈利的售电公司成为市场风险的买单方，承受巨大的亏损。广东电力交易中心6月12日披露的数据显示，5月广东161家售电公司累计亏损5.09亿元，其中136家亏损5.16亿元，亏损面超八成，仅有25家售电公司盈利，总盈利金额仅700万元。

　　“发得多亏得多”

　　今年入夏以来，广东地区用电负荷频频刷新纪录。气温超过30℃以上时，气温每上升1℃，广东省电力负荷就增长约300万千瓦。

　　7月14日，广东电网统调负荷今年第五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3283万千瓦，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4.7%。此前，南方电网预计，广东二季度或存在最大约760万千瓦负荷缺口，相当于2020年广东最高统调负荷的近6%。为缓解“电荒”，自5月中旬开始，广东在广州和佛山、东莞等17个地级市启动有序用电，大部分制造企业被要求错峰用电，限时生产。

　　但雪上加霜的是，电煤供应紧缺，煤价高企。易煤研究院总监张飞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煤炭供求有明显的缺口。国内供应端，内蒙古对涉煤领域腐败“倒查20年”以及陕西煤管票限制比较严格，煤矿企业大都按照核定产能生产，很少有增量。5月开始，产地部分煤矿停产停销使得供应进一步紧张。

　　“现在电厂库存、港口库存都处于历史同期最低水平，坑口根本没有库存。”张飞龙说。供需矛盾导致电煤价格一路上涨。7月19日，中电联发布的第480期中国电煤采购价格指数(CECI曹妃甸指数)显示，5500大卡电煤每吨价为947元，而去年同期的价格为每吨582元，同比增长62.7%。

　　张飞龙介绍，电煤约占火电发电成本的70%，每吨煤价超过650元就会亏损，目前，5500大卡电煤每吨成交价都在千元左右。这对发电企业来说，是难以承受的。

　　作为山西头部发电企业，晋能控股电力集团燃料管理中心主任段峰透露，公司6月平均标煤单价810元/吨，同比去年升高365元/吨，同比涨幅82%。今年以来，煤价持续攀升，确实给火电企业生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公司承担的山西省政府战略性新兴产业电量交易电厂，现金流已出现不足，造成亏损。

　　“每发一度电就是在亏本，发得多亏得多。”广东一家发电企业负责人李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百万级电厂机组的煤耗低，亏损不大，还可维持。但60万、30万机组每发一度电就要亏本四五分钱。“我们有6台机组，500万的装机容量，上半年总体亏损了七八千万元。”

　　为了保证电力供应，广东国有电厂均签署了责任状，亏本也要发电。“我们还是按照调度的要求去发电，但积极性不高，不会主动多发电，能不发就不发。”李清说。

　　批零倒挂

　　价格的波动迅速从发电侧传导到了售电市场。一个明显的信号是今年5月广东电力现货市场价格出现大幅增长，现货市场结算价格连续超过标杆电价。

　　在电力交易中，售电公司类似于“中间商”的角色，“倒手赚差价”是唯一的盈利模式。对于售电公司而言，只有拿到足够量的客户，才有盈利的基础和跟电厂侧谈判的筹码。“这就类似于互联网营销中的‘圈粉’，有了一定量级的‘粉丝’再去流量变现。”广东资深电力交易人士武杰比喻道。

　　售电市场是典型的“买方市场”。电是一种无差别的商品，用户考虑买谁家的电，价格是其筛选合作方的最核心指标。售电公司之间围绕用户的竞争，打的就是价格战。“你凭什么依据去签这样的合同？”武杰坦言，售电公司依靠“判断”低价签约客户，是一种赌博，有很大的风险“引火烧身”。

　　今年，广东用电增长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我们签的钢铁企业这样的高电量需求客户，铜铁涨价以后，拼命开机生产，用电量猛增。”广东一家独立售电公司负责人蒋科说，有些客户半年就用掉了1亿度电，用电量增长了一倍多。电量增长过快，危机也接踵而至。售电公司发现，自己的长协电量无法应付用电需求的猛增。大量电量需求无处着落，售电公司被逼进月度竞价交易，来填补用户的需求。

　　长协，指的是年度电力长协交易。售电公司与发电厂签订电力交易时，交易的周期以年作为约定周期，一般在每年的年底进行来年的电量交易，售电公司通过长协可以获得比较大的电价优惠幅度。而月度竞价，是售电公司与发电厂根据月度进行电量交易，双方在每个月的月底时，对下一个月的计划用电进行交易。简单而言，长协价是固定差价，而月竞价则是浮动差价。“长协旱涝保收，跟发电厂一签，一年的收益就基本上锁定了。”李清指出，但售电公司有投机心理，“会希望现货比例大一点，搏一搏。”

　　多位受访的当地独立售电公司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并非不愿多签长协，是因为今年广东的中长期量太少，独立售电公司很难签到年度长协。根据广东省能源局发布的数据，广东2021年年度长协规模2100亿千瓦时，约占2021年全年市场化交易总电量的78%，而去年这一比例是90%。

　　广东电力交易中心对此给出的解释是，适度缩小年度交易电量，是为了让市场具备一定的弹性。而独立售电公司认为，是电力交易中心错误地估计了今年的市场情况。对售电公司而言，长协相当于预售，其作用是提前锁定部分电量的价格，防范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所以，往年广东会要求中长期交易合同电量原则应占全部市场化电量的90%以上。

　　长协量不足，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就大打折扣。“拿不到长协就等于拿不到批发价，再加上今年用电负荷增长，批零倒挂就是这么来的。”九州售电有限公司总经理潘晓辉说。批零倒挂，即批发价高于零售价，电被贵买贱卖。

　　广东不少售电公司误判了今年的供需形式，仍以低价与用户签约，成为点燃危机的“引线”。九州售电今年从用户侧签到了32亿度的电量合同，比去年增长了10亿度。如今，这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包袱，“电量越多，亏得越惨”。

　　但让这些运营者感到不平的是，背靠电厂的发售一体售电公司，可以签到较为足量的长协电量，而独立售电公司为了买到长协电量，则经常要被“潜规则”。多位受访的独立售电公司透露，为了买到电量，需要向中间人支付高额“居间费”，在售电行业内并不是秘密。网上流传的一份微信聊天截图显示，一位中间人提出每度电8厘的“居间费”报价，若达成一单1亿度电的交易，售电公司就需要向其支付高达80万元的“居间费”。

　　此前，有独立售电公司人士向媒体反映，在2021年的年度交易中，广东省发电企业联手延迟了与独立售电公司的长协交易，先一步争抢客户。九州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传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长协交易规则，售电公司向电厂买电会有一个月的交易期，但实际情况是电厂间会达成默契先不卖，真正的交易期只有十来天的时间。“年度长协电厂出价时间很短、售电公司对客户售电时间很长，相当多时间靠赌来签约。”

　　他记得，去年底的长协采购过程中，电厂“杀价”很快，最终53.51厘/千瓦时(5分35)的度电折让价格只出现了两三天，多数时段的折让价格是在3分/千瓦时左右。而广东相当一部分售电公司给用户的折让价格普遍是5分左右，三分钱的折让价格意味着售电公司每度电将亏损两分钱。“肯定是有犹豫，就想着去现货市场赌一把”。

　　与中长期交易不同，电力现货交易为实时交易、实物交割，所有物理电量均在现货市场买卖。根据交易规则，符合准入条件的发电企业、售电公司、电力用户等市场主体，通过集中竞价、按节点边际价格出清的市场化交易方式，开展现货电力交易。2020年8月，广东电力现货结算试运行中，由于现货出清价格较低，售电公司大赚了一笔。不少售电公司认为即使拿不到长协电量，只要开展现货月，赌一把还是能弥补亏损，甚至有点小收益。

　　原本今年1月要开的现货月交易被推迟到5月，这场姗姗来迟的现货月也被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售电公司视为“救命稻草”。然而被寄予厚望的5月现货市场，并未给售电公司带来期盼的“回血”机会。现货市场价格居高不下，5月17日22时的实时平均节点电价甚至达到1.5元/千瓦时的天价。这根“救命稻草”对于一些售电公司而言，却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售电公司成亏损“堰塞湖”

　　经历了5月高昂的现货价格冲击后，6月、7月的月竞交易相继出现了-19.1厘/千瓦时、-18厘/千瓦时的历史极低价差，意味着售电公司拿到的折扣力度最小。“现在每个月我们要竞价买2.4亿度电，每度电结合成本亏将近三分钱，一个月就得亏损六七百万元。” 九州售电有限公司总经理潘晓辉说。

　　对于售电公司来说，亏损不仅仅来自于“批零倒挂”，还有偏差考核和阻塞盈余亏空所产生的费用。由于电力中长期交易合同电量均为计划值，产生偏差属于必然现象，偏差考核就是针对电量偏差制定的考核惩罚措施。售电公司买多用少或买少用多，产生的偏差电量将在交易结算后由电力交易中心考核并公布相应的惩罚结果。

　　广东以售电公司作为考核主体，“偏差考核”已成为影响售电公司利润一大“杀手”。2020年，广东的售电公司净利润大增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针对售电公司的考核费用仅有2000万元，比2019年的考核费用降低了3000万元。刘凯透露，今年2月，公司的偏差考核费用就超过了200万元。相关数据显示，2月，广东被考核的售电公司比重达72.3%，较1月多出近30个百分点，需求侧偏差考核费用0.35亿元，在售电公司2月总净利中占比达58%。在刘凯看来，这对于售电公司并不公平，“偏差考核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个巨额罚款，对于发电侧却没有任何影响，甚至还有一些小补偿。”

　　更让民营售电公司叫屈的是，广东现货市场结算试运行期间产生的数十亿元的高额“阻塞费用”，今年由售电公司分摊。阻塞盈余是指由于输电阻塞引起的交易盈余。去年，广东“阻塞费用”是由发电侧主体分摊。如今，售电公司认为，简单将阻塞费用分摊给发电和售电的任意一方都有失公允，售电公司作为代理商没有结算权，只收取微薄的价差代理费用，难以承担全部分摊责任。

　　更为尴尬的是，作为电力交易的中间环节，上游发电侧因煤炭等原材料上涨导致的价格波动，传导到售电公司后无法向用户传递。僵局也随即形成——售电公司被夹在中间，进退维谷。“价格波动不能传导到用户，售电公司对用户不能涨价，但要我们发电企业让利，我们本来就在亏本发电，早已没有空间了。”李清说。

　　为解决“市场煤”与“计划电”的矛盾，中国于2004年底出台了“煤电联动”政策，即根据煤炭价格波动相应调整电价。2020年起，中国取消了煤电联动机制，将现行标杆上网电价机制，改为“基准价+上下浮动”的市场化机制。张传名认为，发电企业一头在市场，一头在计划。煤炭采购价格是随市场波动的，但销售侧却几乎是定价不动的，定价机制是问题总爆发的根源。

　　原本可以发挥作用的价格传导机制缺失，风险的叠加使卡在中间的售电公司变成了持续亏损的“堰塞湖”。7月2日，广东省能源局、南方能监局发布《关于防范化解广东电力市场零售合同结算风险指导意见的通知》指出，对售电公司与电力用户签订固定价差模式零售合同，且约定价差与批发市场月度综合价差严重倒挂的，支持合同双方商签补充协议。

　　这份通知，被独立售电公司看成“救火队员”。7月的广东，酷暑难耐，蒋科每天顶着烈日，忙着求客户改价。然而事实上，这更多的是独立售电公司的一厢情愿，用户买账的并不多。在国家降电价政策之下，用户习惯了粗放的降电价合同，形成了“你在批发侧拿优惠，必须在零售侧给我降价”的甲方思维。多位独立售电公司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反馈，真正同意改价的只占客户总数的两三成。

　　“要让用户接受涨价，不能说只能降不能涨，这也不符合经济规律。”蒋科认为，需要改革目前的电价机制才能破解僵局，这也代表了不少电力行业从业者的心声。但多位受访学者认为，改变电价机制并不现实。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目前电价机制不灵活，无法反映供需，“当供需非常紧的时候，电价不允许翻倍涨。而从理论上讲，电价是可以调节供需的。” 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认为，过度强调降低电价会导致竞争的无序，降低电价没有达到提高整体能源利用效率的目的，反而诱使企业拼命去“杀”电价。

　　与独立售电公司不同的是，大多数发售一体的售电公司并不与用户改价。李清所在的发电厂也拥有售电公司。“我们也不去改价。”李清透露，不改价的原因，一是因为合同具有法律效力，要有承担风险的意识；二是要给用户树立履约的好形象。多位独立售电公司人士认为，此举无疑是将民营售电公司逼至墙角，被挤兑出局，只是个时间问题。

　　韩晓平指出，如果民营售电公司因此退出市场的话，电力交易市场就失去意义。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把民营售电公司逼出市场，国资售电公司以亏损的代价占有市场主导权，而亏损最终将由国家买单。

　　“可能有一批售电公司要跑路了”

　　到了7月，形势仍未见好转。广东的独立售电公司早已哀号一片，不少售电公司退意已现。

　　此前，广东多家独立售电公司联合向政府主管部门及交易中心致函，呼吁停市。在这份名为《紧急呼吁暂停广东电力市场交易和结算的建议》的联名信中，独立售电公司披露了“危情”：一、1~4月已结算统计三分之一售电公司账面亏损；二、5月现货交易成交价格远超基准转换价格463厘/千瓦时；三、市场阻塞盈余亏空费用超11亿元分摊给售电公司；四、6月月竞价格创历史新低的-19.1厘/千瓦时。多位受访的独立售电公司人士将呼吁停市比作自杀式自救，“亏得厉害，实在撑不下去了”。

　　有广东市场人士认为，“可能有一批售电公司要跑路了”。这与独立售电公司入场之时的情形，构成了鲜明的反差。

　　2015年，中国第二轮电力市场改革的核心思路是“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管住中间”，就是在电网、输配电环节强化政府管理。“放开两头”，就是对发电、用电双方要通过市场来交易。

　　售电侧改革伊始的2016年，购售电之间价差一度达到0.12元/千瓦时，“暴利”成为售电的代名词。售电市场成为社会资本竞相逐利的“新大陆”，除了注册资本金要求较高外，低门槛的市场准入制度，催生出了一大批皮包型售电公司。记者在山西太原走访了数十家独立售电公司，发现大部分售电公司注册地址都不准确，无法确认具体的营业地址，有些售电公司所在地则是常年无人办公。

　　李清指出，这类皮包售电公司的企业主，有不少人是从电网、供电系统“跳出来”的，依靠手中的资源拓展业务。一些售电公司老板会在各地市找一个“代理人”，拓展客户。这些“代理人”类似于掮客，往往握有当地电力系统资源，代价则是需要收取一笔居间费。

　　相比巅峰时期的价差，如今的购售电差价已经低至几厘钱。这使得不少独立售电公司不仅盈利不易，在风险面前也不堪一击。“当初进场就是为了捞一把，对赔钱一点概念都没有。”林伯强接触多家独立售电公司后发现，他们投机的心态比较重，真正要进来搞电力改革的并不多。

　　售电公司的唯一利润来源是电厂的让利，并且它要与电力用户共享这块利润。“价差”模式之下，发电企业在国家核定电价基础上进行让利，发电侧被“一口价”限制，陷入和售电公司博弈差价的零和游戏中。多位受访的独立售电公司人士认为，发电侧一旦抱团，就可以实现对市场的控盘。2016年，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组织23家火电企业达成并实施直供电价格垄断协议，固定降价幅度。此举被国家发改委开出了7000万元垄断罚单。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袁家海认为，交易规则不透明和缺乏避险工具，以及缺乏电价疏导机制，都是独立售电公司困境的原因。另一边方面，没有核心能力的独立售电公司，没有电源资源支撑或没有客户能源管理核心能力，长期不具备市场竞争能力。

　　蒋科认为，独立售电公司既不专业，也不团结，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面对电厂侧的杀价，缺乏风险防控和对冲机制的独立售电公司只能眼睁睁地挨打。多位售电从业者判断，这场价格冲击波过后，售电市场将经历一次大洗牌，未来不少售电公司将会被踢出局。

　　6月4日，广东电力交易中心发布了《关于征求售电公司退出管理办法和保底售电实施方案意见的通知》，明确了广东售电公司的退出机制和启动保底售电服务的具体细则。

　　“电力充足的时候，每人都能分一杯羹，一旦电力紧张，就会有人退出。”林伯强认为，有限的中国电力市场挤入了太多的售电公司，形成恶性竞争，而这轮大洗牌并非坏事。“关键就是把这些没有实力、没有风险控制、投机的售电公司清出去。”随着价差的大幅缩水，作为拥有电厂资源的售电公司，逐渐成为这场“大逃杀”最终的大玩家。而仅依靠售电差价盈利的独立售电公司或勉强维持，或直接退出市场。

　　(蒋科、武杰、李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