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直面最后攻坚战:地方放权成重点

　　2014年伊始,从2013年延续下来的政府简政放权决心更加坚决。今年1月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今年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做好政府各项工作,要继续把简政放权作为‘当头炮’。”

　　无论是“当头炮”还是“先手棋”,简政放权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牛鼻子”。《经济参考报》记者梳理发现,不包括取消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在内,今年以来,国务院已经取消和下放了300多项行政审批项目,超额完成了年初制定的任务。本届政府履职以来,国务院已相继取消和下放九批共798项行政审批事项。

　　下放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

　　简政放权已经成为2014年的关键词。

　　2012年5月24日,湛江千万吨钢铁项目获批,湛江市长王中丙走出国家发改委大门时,忍不住亲吻项目获批文件。5月31日,湛江钢铁基地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这个场景经照片定格后,迅速在网络上传播。两年半后的2014年11月1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长李朴民在发改委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修订形成《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包括钢铁、有色金属、水泥、化肥、造船设施项目以及城市供水等城建项目均取消核准,改为备案管理。

　　市长亲吻批文的场景恐怕很难再现。

　　2013年5月1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了转变职能、转变作风“大研讨、大讨论、大改变”学习推进活动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这项活动打响了国家发改委简政放权的发令枪,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开始提速加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务服务大厅于今年12月1日开门试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13项行政许可、国家能源局6项行政许可事项一次性全部纳入政务服务大厅受理。

　　截至今年11月18日,中央层面的事项核准数量在去年减少60%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40%,两年共计减少76%。

　　12月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第二天。当天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新一批简政放权措施,再取消和下放108项主要涉及投资、经营、就业等的审批事项。

　　事实证明,简政放权的力度有多大,市场的活力就有多大。作为简政放权重大举措之一的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自3月份全面实施以来,在稳增长、促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市场活力得到进一步释放,新企业出现“井喷式增长”。今年前10个月,全国新登记注册企业达292.08万户,同比增长52.58%。

　　跟进事中事后监管并重

　　查处“苍蝇腐败”和打“大老虎”并进,新一届政府对腐败毫不留情,同时大力加强了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管。

　　从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开始,多名涉及能源局、价格司等发改委司局的官员在今年纷纷落马。

　　现金1.2亿元,黄金37公斤,房产手续68套……2014年11月初,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家中的“财富清单”被纪检部门曝光。公开报道显示,马超群虽然仅是一名副处级官员,却有着“不给钱就不给你通水,给钱少了就给你断水”的权力。

　　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审批腐败已经成为反腐重点领域之一,简政放权将从源头堵住审批腐败。9月30日,正处于反腐风暴中心的国家发改委召开了全委干部大会。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会上强调,要深化自身改革,把该放的、能放的坚决放下去,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堵塞各种漏洞。

　　徐绍史就发改委推进科学立法、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加强对项目审批权的监督制约、加快法治机关建设等问题发表过看法。徐绍史提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时指出,要通过落实和健全一系列制度和规则,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切实加强对投资项目审批权的监督,规范权力运行,有效防范审批腐败。

　　据悉,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印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投资项目委内工作规则》《核准文件格式文本》和《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文件格式文本》等一系列规则与规定,对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的项目,涉及来文登记、审查、决定、送达以及公开等所有的环节都进行了规范。

　　国务院审改办新闻发言人李章泽表示,在行政审批改革过程中,对取消下放的每一个项目都要同步研究、同步提出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措施,并同步落实。“这是国务院的明确要求,也是一年多来我们研究每一批取消下放审批事项中要着力把握的一个原则。随着改革的推进,这方面越应该强化。”李章泽说。

　　攻坚改革须向纵深发展

　　在包头市投入使用一年出头的政务中心综合服务大厅,已经有31个具有审批职能的部门通过开放式服务窗口办理行政审批事项。

　　2014年,“瘦身”后的包头市本级行政审批事项从269项缩减到43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由85项减少到40项。43项政务审批事项全部集中到政务大厅“一站式”办理。包头市政务服务中心主任雷殿军说:“目前,43项审批事项中有16项实现了即时办理,每个事项平均办理时限由16天压缩到4天。”

　　在12月中旬召开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已经有信号透露出,下一步简政放权的重点领域可能在地方,地方发改委如何接好管好下放的审批权成为关注的重点。

　　徐绍史在讲话中强调,“更重要的是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建立纵横协管机制,发挥好信息网络在监管中的作用。地方发改委要加强能力建设,真正接住管好。”

　　青海省发改委主任吴海昆表示出了对于省以下的审批权限下放的担忧,“省一级还可以接得住,往下就难说了。”

　　为化解这一问题,今年以来,发改委已经先后举办了八期各种类型的简政放权培训班,全系统共16000多人次参加培训,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2015年,权力下放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压力将更大,甚至有人将之比喻为“割肉革命”——越往后,动的奶酪越多。

　　改革行至深水处,简政放权进行至今,仍然有问题需要攻坚。有的领域存在放小不放大﹑放虚不放实等现象,“最后一公里”还未打通;事中事后监管亟待加强和改进,“重审批﹑轻监管”﹑“严准入﹑松管理”的现象尚未根本改变;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有的行业协会商会仍未同行政机关脱钩,一些行业协会商会对承接政府转移职能还有一定困难等等。

　　有专家认为,简政放权过程中还将面临的挑战包括权力“放”与“收”之间的关系如何理顺;行政职能交叉的情况下如何协调各单位进行简政放权改革的问题;“权”与“利”之间如何脱钩的问题等。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唐利民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改革上做表率,大力推进简政放权,走在了国家各部委的前面。我们地方发展改革委必须积极跟进,要敢于拿自己开刀,从自身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