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国：后疫情时代，营商环境优化的五大关键

　　当前我国的经济面临着疫情冲击、结构性问题和周期性问题三重压力。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的活力和韧性所在，也是推动经济恢复和“六保”的重要力量和关键一环。后疫情时代营商环境的优化和改革，特别是优化民企营商环境，对于激发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活力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后疫情时代，营商环境的优化和改革，需要注意哪些重点问题？针对疫情前，疫情中营商环境暴露出的问题，又该做哪些调整呢？

　　第一需要找准抓手。

　　营商环境承载的平台和载体是什么？这是最先需要回答的问题。

　　近期，浙江、河南都提出了要重构、升级现有的产业园区体系。浙江省委书记车俊提出要推动全省开发区（园区）系统性重构、创新性变革；河南产业集聚区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上升到了书记、省长同时站台的“一号工程”行列。而这些动作中，优化营商环境成为了重要组成部分。

　　两个省份，相似的大动作，同时聚焦优化营商环境，其实正是后疫情时代优化营商环境的缩影：要以开发区、产业园等园区为载体和平台，集中、集约、高效地优化营商环境。

　　浙江和河南的方案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强调区中园建设。这也正是营商环境优化和改革的重要方式，通过园区模式的创新和改革，更好地带动、承载营商环境的优化。可以说，没有园区模式的创新、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就成了“空中楼阁”，无法落地。

　　这里以河南省淮滨县为例进行说明。近年来，为了进一步提升产业集聚区发展水平，增强产业、载体和要素的支撑能力，淮滨县积极探索、实践以“整体开发、集群引进、区中园建设”为核心的产业集聚区建设、运营新模式，加快建设和培育了一批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区中园，极大地促进了产业布局优化、要素供给集聚、产业升级加速，成为了产业集聚区提质增效、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

　　截至目前，淮滨县规划建设了30个“区中园”，涵盖高端产业园、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园、专业孵化园、返乡创业园、中小微企业园等多种类型，通过统一规划、整体开发，培育一个龙头，聚集一批企业，形成产业链条，企业之间互相配套，抱团发力，促成了产业集群发展，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集聚优势和辐射效应正在显现。

　　“区中园”是如何有效助力营商环境优化的呢？作为该县“区中园”的代表，嘉兴纺织产业园最大的特点是嘉兴特色。该项目全部承接嘉兴地区的纺织企业，在规划上融入了嘉兴元素，在建设上体现了嘉兴特色，在文化、氛围上营造了归属感。

　　为承接苏州籍、嘉兴籍企业集中入驻，根据当地建筑风格和文化特色，淮滨规划建设了嘉兴产业园、苏州产业园，让“客乡”如“家乡”，给了客商宾至如归的极佳工作生活环境；在园内商务休闲区复刻、还原了微型“南湖”，并仿造了红船，引进嘉兴企业的同时，也引进嘉兴南湖红船红色文化，既让客商有归属感，又用红色文化激励淮滨发展。

　　淮滨经验充分说明“区中园”模式有利于节约和集约，有利于功能集合构建，有利于项目集中布局，有利于集群引进，有利于企业抱团发展，有利于产业配套生产，有利于营商环境优化和改革的落地、实施。

　　在谈论营商环境的优化和改革时，不能仅仅“头痛医头”，还需要找准背后园区模式创新这个关键支撑。

　　第二，需要形成一整套优化营商环境机制、政策、办法、措施。

　　谈论优化营商环境之前，应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好的营商环境，怎样评价和衡量营商环境优化的功效？

　　笔者认为，关键要看服务了多少企业，解决了多少发展难题，对产业转型升级等重大环节有多大的撬动作用等，关键要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和效果导向，找准服务的切入口和着力点。

　　这就需要各地，一方面从体制机制改革方面下猛药、使重力，从成绩考核机制、工作考评机制、干部选拔机制、激励惩罚等方面，用制度去倒逼各级干部观念转变、作风转换、动力转换；另一方面，加大市场机制、发展机制、资源机制改革创新，激发市场活力、规范竞争机制、营造创新环境。

　　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其实有很多解决办法，包括全面开展营商环境评价，建立营商环境投诉举报和常态化监测服务机制、建立规范化机制化政企沟通渠道等。

　　比如，今年的两会上有两条重要建议，一是建立地方政府信用制度，将政府拖欠企业账款、单方面不履行合同等行为列入地方政府的信用指标，作为地方政府一把手的重要考核指标；二是加强对企业投诉问题核实督办的力度，对企业通过各种渠道投诉举报的案件，“督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建立限期解决和反馈制度，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比如，经常性开展营商环境观摩会，通过互学互比互看活动，激励先进、批评问责后进。各区县、开发区、产业集聚区、市级部门“一把手”要亲力亲为抓营商环境，分管领导要具体抓、抓具体，推动各项工作落地生根。

　　这方面，笔者推荐各地可以学习借鉴青岛的创新工作。近两年，青岛正在全方位、大批量、持续地选派干部到深圳体悟实训，计划每年派3批、每批150人，所有人都忘掉职务，成为职员，在深圳体悟实训100天。

　　这些干部全部被安排到深圳的大型企业、投资机构和中介组织，换位思考，还要换位体悟，身临其境去感受，既了解企业是如何运作的，也站在企业的角度体悟什么样的政府服务才能让企业家感到舒服，用企业的眼光去审视什么是干部的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开放型的素质和能力。

　　而从市场机制来看，一方面，政府需要更多地从管理职能向建设服务平台、引进服务机构、提升服务水平转变，包括引入营商环境第三方评价机制等；另一方面，加大生产资源对市场的开放程度，让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公平竞争，加快人才、资本等要素的市场自由流动，千方百计地扫除市场自由竞争的制度障碍，最大化激活市场活力。

　　第三，优化营商环境，要有大产业思维。

　　优化营商环境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一些干部缺乏产业思维，特别是对新业态、新产业认知不够，缺乏有效发展措施。

　　这就需要，首先加强学习新业态，放长眼光、遵循规律，给予企业更大制度空间和政策支持，不仅“扶上马”，更要“送一程”，绝不能“一棍子打死”。其次，要优化产业链思维和方法，产业配套要更完备更贴心，产业集群发展才会有生命力和竞争力。再次，要站在企业角度去制定政策，提供全周期、可持续、接地气的服务，破解企业发展瓶颈，发自内心地呵护、陪伴企业的整个成长过程。

　　以河南省长强调的要增强“店小二”意识为例，地方在服务企业时，除了“店小二”式的勤劳之外，更重要的是专业、质量，需要更加清晰明确地聚焦企业发展各阶段的需求，针对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痛点、难点，提供针对性服务，助力产业生态体系升级，从企业落户、用地供应、人才引进、研发技改、质量品牌、市场开拓等方面着手，助推企业不断发展壮大。而这是各地营商环境优化的一道大考题。

　　第四，优化营商环境，要建立与民企的沟通渠道。

　　各地优化营商环境时不能“闭门造车”，而是需要建立涉企政策制定制度，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充分考虑行业及企业实际，建立与民企常态化的沟通渠道和机制。

　　河南省信阳市、江苏省苏州市、安徽省合肥市、山东省青岛市四地在优化营商环境、建立政企沟通渠道机制方面的经验，值得各地学习、借鉴。

　　为进一步畅通党委政府与企业的沟通渠道，搭建高层次、常态化政企对话平台，全方位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和良好营商环境，信阳市委市政府建立了书记市长企业家恳谈日制度。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信阳市委书记乔新江，信阳市长尚朝阳等信阳市委市政府领导，与信阳市纺织服装、钢铁制造、电子信息、智慧能源和现代家居等不同行业领域代表性企业家组织召开恳谈会。企业家谈感受、谈认识，讲问题、提建议，参会的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直面问题，积极回应，恳谈日制度设立的初衷得到了很好的彰显。

　　江苏省苏州市提出，建立民营企业家月度沙龙制度，让企业家的声音市委、市政府“听得到”；建立民营企业家微信群联系制度，让企业家的意见市委、市政府“看得到”；建立民营企业信息直报制度，让企业家的诉求市委、市政府“办得到”。

　　安徽省合肥市提出，从今年起，要完善市领导联系重点企业制度，并考虑参照“林长制”“河长制”做法， 探索实施“链长制”“群长制”，由市级领导担任重点产业链的“链长”、产业集群的“群主”，实现纵向横向、线上线下协调联动的服务市场主体机制，使合肥始终成为“商家必争之地”。

　　山东省青岛市提出，对重点发展的行业，鼓励引导成立行业协会、商会，邀请他们的主要负责人列席党委政府有关经济工作会议，给予等同部门主要负责人发言权，给他们专门设置发文“户头”，让他们及时看到有关政策文件，构建政企之间真正开阔畅通的“绿色通道”。

　　第五，优化营商环境，还需要抓好落实。

　　在优化营商环境时一个普遍的问题是，各类政策出台了不少，但落实慢、落不到位，甚至不落实的情况十分突出。

　　这就需要各地在政策落实上来一场革命，一方面要加强督查督导，抓一些慢作为、不作为的典型，另一方面，今后对于出台的重要政策，要同步配套出台落实情况的考核办法，使其成为抓落实的一项机制性安排，建立从政策制定到具体落实再到评价考核的闭环体系。

　　除了以上五点，还有几点小建议，包括每年评选出民营企业500强、评选中小微企业各50强等。同时， 在各领域都要评选一批标杆企业和优秀企业家。这些活动要让企业家有地位、有荣誉，这样才能激发他们的热情。另外，还要真正持续降低企业用电、用水、物流成本，着力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从要素保障上通过更落地、更务实的方式，帮助企业破难解困。（文/中国产业集聚研究专家、老杨会客厅创始人 杨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