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围城”：毕业生想进 大庆工人却6年没涨工资

　　右三是大庆油田井下作业分公司作业102小队副队长穆超、左二是102小队队长张树江、左四是102小队唯一的研究生黄海龙

大庆市内随处可见俗称“磕头机”的抽油机

作业机正在进行下压裂管柱作业 本版图片均由记者陈其珏 摄

　　石油“围城”

　　记者 陈其珏

　　经过三年的努力和等待，穆超的女友小修终于如愿落户大庆，双双成为“石油人”。相比之下，其他石油专业的毕业生就未必如此幸运。在国内油企面临种种困局的当下，对很多石油专业的毕业生来说，毕业即失业已不再是一句玩笑。

　　今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启动年，针对煤炭、钢铁、石油等传统行业，中央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补”。一时间，低油价、弱需求、高成本、去产能……接踵而至。同样遭遇困境的国内各大石油公司纷纷开始“过紧日子”，不仅制定了严格的减产方案，更大幅缩减用人计划及成本，如大庆去年首次将产量减到4000万吨以下，近几年招工人数也逐年萎缩。

　　石油专业毕业生的境遇正是国内成千上万石油人当下共同的境遇，大庆的困局则是国内油企近年普遍的困局。

　　在能源战略专家看来，低油价只是国内石油业内忧外患的诱因，根本症结还在于国内油企效率低下以及积弊已深的体制机制。未来，随着国内油气市场的进一步放开，现有体制将使得国内油企很难与更一体化、更高效率的跨国油企竞争。从这个角度看，低油价对国内油企并不完全是坏事，反而是倒逼其自我革命、提质增效的契机。

　　⊙记者 陈其珏

　　穆超身材魁梧，粗眉细目，长方脸上挂着几颗已不太明显的青春痘，肤色因长期野外工作而晒得黝黑，益发显出石油人特有的质朴，但说起话来语速很快，又透着几分干练。

　　年仅26岁的他已是大庆油田井下作业分公司作业102小队的副队长，在油田这样一个非常讲究论资排辈的地方可说年轻有为。然而，过去三年来，他的心中却始终有块大石挥之不去……

　　由于和女友小修从高中到大学都在同一个学校，穆超最大的心愿就是毕业后两人能再一起落户大庆。三年前本科毕业时，他顺利与大庆签约，不想小修却没签上。一番斟酌之后，这对小情侣决定：他先在这里扎根，她则继续在东北石油大学读研，争取三年后再来应聘。

　　“没想到形势一年不如一年：我毕业那年大庆还招了4000多人，后来招聘人数逐年萎缩：去年招1000多人，今年只招400来人。说真的，我们自己都觉得希望已经很渺茫了。”穆超坦言那段前途未卜的日子无比煎熬。

　　就在这段栖栖遑遑的岁月里，国际油价从每桶100美元以上的高位一路暴跌，到今年1月份甚至跌至过去13年来最低的26美元。“覆巢”之下，“三桶油”都无法摆脱利润骤降甚至亏损的命运。最新发布的半年报显示，中石油今年上半年净利润仅5.31亿元，同比降了97.9%；中石化情况稍好，但净利润同比也降了21.3%；中海油则完全“沦陷”——半年巨亏77亿元。

　　在此期间，中央定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煤炭、钢铁、石油等传统行业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一时间，低油价、弱需求、高成本、去产能……接踵而至。同样遭遇困境的国内各大石油公司纷纷开始“过紧日子”，不仅制定了严格的减产方案，更大幅缩减用人计划及成本，如大庆去年首次将产量减到4000万吨以下。

　　根据今年4月1日国家能源局公布的《2016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今年中国原油产量目标仅设定在2亿吨，同比减产幅度将近1500万吨，为历年之最。

　　对很多石油专业的毕业生来说，毕业即失业已不再是一句玩笑。

　　穆超和小修甚至想好了各种可能——包括因小修无法落户大庆而不得不分手的结局——“但因为感情已经很深了，这样分开也和离婚差不多。”穆超黯然地说。

　　事实上，他俩的境遇正是国内成千上万石油人当下共同的境遇，大庆的困局则是国内油企近年普遍的困局。而追究这一切的前因后果，固然低油价难脱干系，却又似不该其独自背锅。

　　在一位能源战略专家看来，低油价只是国内石油业内忧外患的诱因；根本症结还在于国内油企效率低下以及积弊已深的体制机制。过去高油价时期，这种不足被丰厚的红利掩盖；一旦油价暴跌，高成本与低效率就如同潮退后的“裸泳者”，化身加剧亏损的放大器。未来，随着国内油气市场的进一步放开，现有体制将使得国内油企很难与更一体化、更高效率的跨国油企竞争。从这个角度看，低油价对国内油企并不完全是坏事，反而是倒逼其自我革命、提质增效的契机。

　　油价之殇

　　研究生学历的黄海龙毕业时碰上油市风云突变，如今被分到基层队干着繁重的体力活，却依然为低油价下能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而感庆幸

　　庆幸的是，小修最终以同专业全国排名第一的成绩被大庆油田聘用。“在得知这个消息的当天，我们就去领了证。”穆超感慨，接下来他们没其他想法了，唯有用努力工作来回报大庆。

　　相比之下，其他石油专业的毕业生就未必如此幸运。穆超透露，东北石油大学这届本科毕业生有很多至今工作没着落，“各家油企都在缩减人手，中石化几乎都不来我们学校招人。除非特别优秀的，否则很难进这些单位。”

　　今年和低油价不期而遇的石油院校毕业生中，有不少都是在高油价时代就读了石油专业。穆超的队友、来自中国另一座石油名城——山东东营的黄海龙就是其一。作为102小队唯一的研究生，他虽然比穆超大两岁，脸上稚气却未消、性格稍显腼腆。2008年，当他进入中国石油大学地质工程专业就读本科时，国际油价刚刚创下每桶147美元的历史纪录。不料，到2014年毕业时，风云突变。黄海龙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年6月份国际油价还在114美元，到9月份他开始找工作时竟已跌到了60美元。

　　“很多时候，大的形势决定你的选择，不是自己想怎么选就怎么选。”研究生学历的黄海龙如今被分到基层队干着繁重的体力活，却依然为低油价下能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而感庆幸，“其实我们2015届就业还算可以。据我所知，我的师弟师妹们就业已相当困难了。”

　　在所有这些毕业生中，被称为“油娃娃”的大庆油田员工子弟情况最为特殊。长期以来，大庆对职工子女采取“包分配”的招聘方式，也就此留下“计划经济用人体制最后堡垒”这一不怎么光彩的别称。但自2014年用工制度市场化改革后，“油二代”、“油三代”也不得不和其他毕业生一起参加公开竞聘。

　　“过去，家长总想让子女毕业后回到油田，可以在父母身边有个安稳的工作。但这几年形势变化很快。如果说去年还有些人（对包分配）有诉求的话，今年这个问题基本没有了：大家考研的考研，在外就业的就业，就算回到油田也去了其他私营企业。现在的招聘已完全公开化、市场化。”102小队队长张树江说。

　　某种意义上，油田已越来越像一座石油围城。

　　耿直敢言的大庆采油四厂二矿测试队队长隋宝军对此深有感触：“我们这些‘油二代’在这个企业上班是有感情的，都想为企业作贡献，但企业不给我们机会。”

　　隋宝军的父亲是石油会战后一年来的大庆，而他本人从16岁开始就在油田上班，是一名标准的“油二代”。他的儿子作为“油三代”，特地在就读的大庆师范学院选了石油工程的第二专业。过去，这样的学历就算干部岗位进不了至少可以进采油厂当工人，但现在这条路已行不通。

　　“以后或许就跟着儿子了，他上哪儿我们也上哪儿。”隋宝军无奈地说。

　　事实上，中石油内部已经明确，从“十三五”开始到2030年，公司员工总量会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而对旗下亏损企业的人员，公司现在的政策就是只出不进。

　　和招聘人数逐年递减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老油田的退休人员却在递增。

　　“其实不招人，本身就在减人，因为每年都有自然减员。大庆57个二级单位，今年招400人的话，每个单位才补充七八人。但每年退休有多少呢？我们矿就有200人。随着产量递减，大庆油田未来会怎样无法想象。”说到这里，二矿测试队党支部书记曲秀萍脸上满是愁云。

　　产能之困

　　即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没有像对待煤炭钢铁一样严令石油去产能，但面对因低油价而浮现的石油行业的各类矛盾和问题，企业的主动减产在所难免

　　在大庆这样一座“地上服从地下”的城市，各种高油价时期被回避掉的矛盾、问题，到了低油价时代均一一浮现。

　　“去年二级机关的人员工资、奖金都降了，我们前线、基层的员工还没降。但领导已经说了，要有过‘紧日子’、甚至过‘苦日子’的思想准备。”曲秀萍说。

　　隋宝军也承认，油价暴跌对大庆影响很大，原先的福利，包括过节费等等都少了甚至没了。而大庆员工也从一开始没人关注油价，到现在每天都在关心着油价。

　　更严重的则是，以往被视为当地唯一“正式工作”的油田职业，如今随着福利待遇竞争力的下降，已不再是年轻人的不二选择。

　　“当油价跌到20多美元时，大家心里都很寒，想不通怎么辛辛苦苦开采出来的石油还没矿泉水贵。有些员工想，与其起早贪黑这么干，还不如去当搬水工了。”张树江感叹，以前家长都有意愿引导子女进石油大学，现在也不引导了，一是毕业回不来；二是石油专业工作不好找；三是收入也低。

　　他透露，石油工人一年收入也就五六万元，而大庆油田已连续六年没涨工资。如今不少大学生都觉得当初这个专业选错了，还不如到社会上打工挣钱多。

　　“幸好大家热情还在。现在最担心的还是工作任务少，前段时间工作量就出现不足。一个小队通常每个月要完成11到12口井，如果降到七八口的话，奖金肯定会少。如果停下来，野外补贴就没了。”张树江说。

　　据悉，井下作业分公司一大队的作业量原先是960口井，今年已降到850口井。

　　在他看来，虽说一线工资不减，但伴随工作量的萎缩，收入其实还是减了，“这是由于油价降下来后不用采那么多油，产量减少后相应的作业施工量就要减少。而我们的奖金和工作量挂钩，施工井少了，奖金肯定也少。这块占到员工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

　　张树江所说的大庆“不用采那么多油”，指的正是大庆在连续12年稳产4000万吨后，从去年起首次将产量减到4000万吨以下——当年产量为3850万吨。

　　去年年底，黑龙江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透出消息，按照中石油的排产计划，大庆油田今年还要减产150万吨，到2020年将调减至3200万吨，年均减幅逾130万吨。

　　记者随后从大庆石油管理局一位知情人士处获悉，大庆具体的减产目标其实尚未最后敲定，另一个说法是到2020年油气产量当量仍要维持在3500万吨以上。

　　至于整个中石油的国内原油产量，公司总裁汪东进透露，年初计划是1.06亿吨，优化调整后是1.03亿吨，调减了300万吨。

　　伯恩斯坦研究公司预计，中石油2016年的产量将下降3%至4%，约2400万至3200万桶。

　　而如果加上其他公司调减关停的原油产能，今年全国原油产量下调的量将十分可观。

　　中石化此前披露，将暂时关停胜利油田下属四处小油田，涉及产量共约6万吨。伯恩斯坦研究公司根据相关数字预测，中石化2016年的产量将同比减少5%。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今年2月也表示将把原油产量压缩1.6%（20.3万吨）至1220万吨。中海油则宣布今年将减产1.5%。

　　显然，即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没有像对待煤炭钢铁一样严令石油去产能，企业的主动减产也在所难免。

　　“大庆去年开始的减产是一个有序过程，属于一种主动调整。在决定哪些油井停产、哪些产能新建时，我们有一套严格的评价体系，效益达标的才能动用，没有效益的就不上，总体会按照效益来评价，逐步调整产量和结构。”大庆油田总会计师闫宏在接受上证报记者独家采访时说。

　　成本之惑

　　无论推广自动化、控制人员还是关井减产，根本上都是为了降本增效。对大庆这样的老油田来说，高成本才是低油价时代最大的敌人，巨额亏损已逼得其不得不加快降本

　　距大庆市区30多公里的喇嘛甸附近一处区块上，一身红色工作服、头戴安全帽的穆超，正站在一台形似吊车的作业机前指挥下压裂管柱作业。只见作业台上一名工人按他指令，将一根长近10米、重达200斤的油管固定在一个名为羊角吊卡的红色装置上，随后与井口的气动卡瓦配合将油管下放到井内。仅过了短短一分钟，油管在井口消失了。

　　据说，在采用这个自动化装置之前，井口必须由两名操作人员和两只吊卡来回摘卸倒换，起下一根油管的耗时需要两分钟。而采用这套自动化装置后，只需要一名操作人员、一只吊卡、耗时一分钟就可完成。

　　“这其实也是为了把我们的人员减下来、效益提上去。按上级政策，未来补充人员会越来越难，近两年都不可能增加人。这样一来就只有从现有人员挖潜，包括推广自动化设备。”张树江解释说。

　　其实，无论推广自动化、控制人员还是关井减产，根本上都是为了降本增效。对大庆这样的老油田来说，高成本才是低油价时代最大的敌人，巨额亏损已逼得其不得不加快降本。

　　资料显示，大庆的原油生产成本为45美元/桶，全国平均成本水平则在48美元/桶（该数据统计有出入，有机构提供的数据是约40美元/桶）。去年全年，这家占中国内陆油田总产量近四分之一的标杆油企收入和利润分别较2014年减少了1002亿元和542亿元，今年仅前两个月的亏损就高达50亿元。

　　“这也是低油价逼出来的，如果人够也不用想那么多招了。原来这么大的站，正常要七八十人，现在只要40多人，还包括井上的。”大庆采油五厂杏四聚联合站第一油矿党委书记吴洋说。

　　他介绍，整个第一油矿有2300多口井、1200人，平均到每口井只有0.43人，相当于一个人管两口井，但如果去掉后台的、维修的、站里的人员，真正的数字是一个人要管15至16口井。

　　不得已，大庆采油厂开始对产量低的油井采取“间抽”这一方式。据第一油矿矿长张大伟介绍，所谓“间抽”就是指间歇性抽油，即白天停、晚上抽，目的是为了减少损耗、节约成本。

　　“至于一些产量更低的油井则采取‘捞油’的方式，即不用抽油机抽，而是隔三差五派作业车去捞。这种方式通常用在产量极低的油井，捞一次后需要等几天再捞，为的是等油井自动恢复产量。”张大伟说。

　　不过，涉及关停油井就不那么简单了。他表示，如果临时关停一口井，只要基层报方案到厂里，厂一级就可决策；而如果是封井，即地质关井的话，则一定要报到油田公司，由技术单位来研判，“主要看成本和进一步的开发利用价值。”

　　“油井不能随便关，因为真关了，恢复的成本可能更高。这是由于地下有压力需要平衡。”张大伟说。

　　对于成本问题，中石油董事长王宜林在上周业绩说明会上表示，上半年公司通过积极优化生产运行组织，充分发挥产业链整体优势，关停低效无效装置，主要成本指标均实现硬下降。下半年形势依旧复杂严峻，特别是国际油价走势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但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油气行业体制改革成效可期，对未来发展仍充满信心。

　　和中石油类似，中石化同样为降本想了不少招，包括：改革传统油公司体制机制，实施扁平化管理，压缩管理机关层级和定员规模，提高管理效率和劳动生产率；依据“三线四区”经济评价法，淘汰高成本产能，关停部分无效或低效油井油田等。

　　体制之辩

　　光靠降本并不能解决问题。油企要反思：目前的高成本很大程度是过去几年粗放式投资造成的，因为今天的投资就是未来的成本

　　尽管上游业务亏损严重，但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国内石油上游板块其实并没有过剩。

　　“从产能角度看，油气上游业务不存在产能过剩，因为每年还在大量进口。石油巨头之所以要关停一些小井和小区块，主要还是因为成本高。”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董秀成教授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关的油井肯定成本更高，而没关的其实成本也高。

　　他认为，光靠降本并不能解决问题。油企要反思：目前的高成本很大程度是过去几年粗放式投资造成的，因为今天的投资就是未来的成本。

　　相比之下，一些民营油企却在控制成本与调节产量方面更加灵活。

　　山东菏泽市东明县有一条黄河路，在当地又被叫作“石化大道”。每天，这条路的两边都会停放着一辆辆等候装卸成品油的解放牌油罐车。不远处一排围墙内，常减压蒸馏装置与催化裂解装置高高矗立，暗示这里是一座标准的炼油厂。

　　这是山东最大的地方炼厂——东明石化的所在地。

　　“前段时间厂里检修，装置开得少，销售量也只有过去同期的三分之一。”东明石化销售公司总经理刘忠华告诉记者，因库存很低，那段时间只能限量销售，如客户要100吨的话，他们只能给50吨。

　　他坦言，尽管国内炼油产能总体过剩，但随着今年炼油业务开始挣钱，很多地炼企业的装置又开始拼命开，开工率都非常足。

　　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底，中国的炼油能力约为7.1亿吨，炼油产能过剩1亿吨。

　　但不同于国企经历的阵痛，炼油产能过剩似乎并未给民企带来多少麻烦。

　　“对民企来说，去产能其实很市场化：只要能自己活着就会开，如果赔钱自然会停车。”刘忠华说。

　　不仅如此，低油价甚至给地炼带来了意外收获。“过去他们（国有油企）不肯把原油卖给我们，现在都想卖，我们还可以挑。”刘忠华说。

　　山东另一家地炼龙头——东营亚通石化销售有限公司经理李继瑞也承认，“和头几年相比，企业及客户的需求都在变坏，油肯定没以前好卖。”但话锋一转他又称：“说到底，只要带‘碳’字的东西没有卖不了的，主要还是看价格。”

　　他透露，今年以来市场不错，几家地炼的成品油库存都不高，销售也顺畅；而遇到油价上涨时，大家抢油更厉害。

　　这种国企和民企处境的差异，根本上还在于体制机制的不同。

　　“石油行业还必须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因为只有竞争才能真正提效、降本。要通过市场化的机制淘汰落后产能，如果还是在一个大集团内加强管理，从机制上来说很难改变。”董秀成说。

　　在能源战略专家、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教授武建东看来，石油行业最大的问题不在去产能，而是国外油价低于国内原油开采成本，因此石油行业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要“重组市场”。

　　“一定程度上，目前的管理体制保护了国有油企的市场地位。在过去高油价时期，五大油企效率、能力上的差距都被掩盖。而未来国内油气市场一旦放开，国外高度一体化的油企纷纷进来，国企在价格国际化、效率国际化的情况下将很难与之匹敌。”武建东对记者说。

　　据他观察，国企过去所依赖的那套用人体制已不足以支撑与外企的竞争，因后者更讲技术和效率，而国企则常常受帕金森定律的影响。

　　作为官僚主义或官僚主义现象的别称，帕金森定律也称“官场病”、“组织麻痹病”或“大企业病”，常用来解释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领导体系产生的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说，低油价对国内油企也是个机会，可以倒逼他们进行改革。如果让外资进来还能证明国企有效率，那说明国企的效率是真的提高了。”武建东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