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旅游高质量发展思考

　　十九大对我国发展历史方位做出了新的重大判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和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国家战略目标。在此背景下，我国旅游业要顺应时代的要求，必须走高质量发展和提供优质旅游产品的道路。为此，需要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性、指向性有充分的理解和认识，以期有理论上的清醒和行动上务实举措。

　　一、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和提供优质旅游产品是新时代的客观要求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从经济发展水平看，我国经济总量在2018年达到90万亿，稳居全球第二位，人均国民收入超过8000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到2020年有望达到或超过1万美元，与高收入国家门槛（2016年划分标准为12475美元）差距进一步缩小。从社会发展水平看， 2016年我国常驻人口城镇化率为57.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2.7%，基尼系数0.465，贫困人口4335万，贫困发生率4.5%，中等收入群体逐步扩大，社会保障实现全面覆盖，基本养老金标准逐步提高，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优于中高收入国家。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旅游需求大众化不仅是规模化，而且呈现细分化和中高端化发展势头。传统旅游消费模式将因80后、90后成为消费主力的代际更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发生巨大的变化。温饱阶段“排浪式到此一游”的消费模式将日益式微，小康阶段“多样化深入体验”消费模式磅礴兴起。现在，旅游投资业界认为“凡是只靠数人头收门票的都将没落，只有靠增值服务、二次消费和特色运营的项目才能赢得未来”。可以预见，未来一个时期广大游客对目的地产品的质量和服务要求越来越高，对旅游的便捷、安全、舒适度要求越来越高，对旅游的品质化和优质旅游的要求将进一步凸显。品质化和中高端化将成为新时代旅游消费的突出特征，为此，建构高质量的旅游产品和服务体系，发展优质旅游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跃升在旅游领域的客观体现，是新时代我国整体消费结构提升的必然要求，也是旅游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和提供优质旅游产品的关键在转变发展思路

　　旅游业本质是服务业，即便是旅游吸引物的建构也是要以服务游客为宗旨和依归的，对品牌质量、服务水准、专业化水平、游客体验、精细管理的追求是服务业核心竞争力所在，也是发展优质旅游的题中应有之义。迪士尼、乌镇、方特等项目之所以能成功，很大程度不是因为其硬件，而是硬件背后优质的软件。对一个目的地长期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也是优质的软件。比如，台湾的西门町得益于其规划设计有特色，摊商订价透明，不会乱宰客，在当地旅游业整体下滑的情况下，仍然能保持良性发展。

　　从企业层面来看，近年来我国旅游项目投资快速增长， 2017年达到1.5万亿元，年均增长30%以上。大规模的旅游项目投资对扩大旅游业总供给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也要看到，这种情况有很大比重是传统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式在起作用。这其中，部分旅游项目名义上是旅游项目，实际的着眼点是地产，其基本的商业逻辑是地产的快速增值而非旅游项目的长期发展。这种发展方式，背后的思维逻辑是快，而不是好；发展的重点是硬件，忽视了软件的提升。建构的是一个个单体的项目，对旅游产业的整体进步考虑不多，项目开发对产业长期发展的支撑有限，不仅对优质旅游发展没有助益，而且对旅游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不利。比如，一些优势旅游资源没有得到有效配置，甚至被破坏性开发，挤压了旅游业发展空间，恶化了部分旅游项目类型社会形象等等。发展优质旅游，必须扭转这种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式，真正把“好”放在第一位，优先考虑“专业化、竞争力”长期发展指标，更加重视软硬件之间的协调发展。

　　从政府层面来看，在发展思路上不能再唯GDP导向，用抓工业、简单上项目的思维来抓旅游发展，片面追求项目投资强度，而是要真正把当地旅游业整体竞争力放在第一位，通过选择好项目、整治好环境和涵育文化品位，建设高质量旅游目的地，发挥好旅游业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综合效益。同时引导企业树立可持续的发展观，不急功近利，不盲目地迎合市场，逐步摒弃依靠地产这种“大进大出”“快进快出”和“一锤子”买卖的发展方式，支持鼓励旅游企业多做精品，做品牌，做百年老店。同时，也要注意引导游客理性消费，使游客知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倡导“一份价钱一份货”，严厉打击不合法经营行为。

　　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全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当前处于推进从高速旅游增长阶段迈向优质旅游发展阶段，要以大力发展全域旅游为抓手，统筹解决传统景点旅游模式下旅游有效供给不足的结构性问题。深入推进的全域旅游与新时代新发展理念完全契合，也是我们要牢固树立全域旅游的体制观、资源观、产品观、业态观、发展观，加快建立完善现代旅游综合治理机制，创新旅游业发展模式，坚持特色化发展，提升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水平。要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继续简政放权，规范审批行为，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供优质旅游服务。旅游业作为新兴产业、新产能、新动能，必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受益者和发展方向之一。

　　三、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和提供优质旅游产品需要良好的环境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和优质旅游能否发展起来并发展的好，需要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在营造优质旅游发展环境方面的作用依然极其重要。但要真正使相关的政策环境能落到实处、发挥好效果，需要加强行业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否则，政策不响应需求，就起不到作用，需要一次次重来；要不就是漫天要价，最后不了了之。为此，有四个基本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意见。

　　首先，旅游业有较长的产业链，各环节之间应有协调发展的关系。如果一些地方旅游业各环节之间存在不平衡情况，部分环节过于突出，一些环节明显发育不良，则会导致一个地区旅游业整体效益和竞争力不强。旅游业传统上包括“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不少城市和地区，包括一些知名旅游城市这六要素发展也都不平衡不充分，普遍讲食、住、行相对较好，行、游、购、娱则均有欠缺。仅仅从某一个要素内部而言，也有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比如，通常说的游，则是观光景区多，休闲度假少；同质化的多，差异化的少；粗放式的多，精细化的少。因此，推进旅游业优质发展，要深刻认识到旅游业是一个圈层结构的产业，着力优化旅游业发展结构，在结构协调方面表现出高质量特征。

　　其次，旅游业是一个需求方规模经济产业，随着游客量的增加，整个地区的旅游业收益将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当然，实现这样一种规模经济需要一系列的条件。这意味着旅游业的发展要尽量避免单点和分散化配置，更多地把点结合到线、面上来，以求得效益的最大化。近些年来，旅游产业集聚发展的局面日益发展，一大批旅游功能区、特色旅游区、旅游风景道等兴起，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但也要看到集聚的向心力和离心力作为空间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在旅游业集聚发展中同样存在，特别是“柠檬市场”问题以及资源环境限制等问题的存在会导致集聚发展最终停滞在一个特定的水平上，并有可能导致集聚的衰退。因此，高质量旅游发展需要重点关注集聚发展与有效的旅游管理，在规划和管理上体现出高质量。

　　再次，旅游业是个外部性很强的经济产业，能优化当地生态环境、促进文化保护传承并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这是旅游业不同于制造业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正外部性的存在会使产出小于社会最适量，导致供给不足，价格偏高。按照经济学的原理，对于正外部性的旅游业发展，政府应该予以补助或优惠。不能简单认为旅游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就否定或弱化政府支持。同样市场化条件下，不同产业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特别是在我国产业政策从总体上还处于服务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下，如果不对旅游投资和建设给予优惠或补助，则会引起旅游投资不足或者投资方向扭曲。比如，一个投资50亿元的旅游主题公园如果要正常运营，用地规模需要1300亩，建成后一年接待300万人，旅游收入7亿元，其单位面积产出仅为54万/亩，远远小于工业企业或房地产企业单位面积产出（它能够带来周边地价的提升则没有计算在内）。如果不予以优惠的土地政策，市场主体要不就不会投资建设旅游项目，要不采取其他手段（配套房地产项目）将正外部性内部化，甚至变相改变旅游项目建设内容直接投资建设房地产。因此，要强化政府对高质量旅游的发展扶持力度。

　　最后，旅游业是综合性产业，要做好各方面政策集成的文章，就是要把旅游的需求与现有的政策体系、政策方向结合起来寻求突破。旅游是一个新兴产业，在制定和形成行业政策的同时，需要认真研究、消化和吸收国土、交通、城建等传统行业既有法律与政策成果。需要在既有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下，寻求旅游政策供给、继承与创新，提高旅游政策的严肃性、严谨性和规范性，否则就会形成政策创新概念化和随意化。比如，学术界提出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但却无人去研究其本质是旅游公路并没有纳入交通运输部的公路体系，因此从法律上缺乏财政资金支持。再比如，旅游界提“旅游节点城市”，但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城市建设标准如何衔接，却无人研究。

　　总之，当前旅游政策研究仅停留在现象阶段，政策过于表面化和概念化，文旅融合时代已经走向深入，目前需要更加务实、深化和专业化，方能形成政策效应。（郇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