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市场力量推动 使产业政策从目标型向指导型转变

　　他用一个例子来支撑他的观点，美国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承担了全球50%的损失，本国的GDP也下降了20%，而在2012年底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了，用了不过四年的时间走出危机，并再次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危机期间，那些不能活下去的企业被市场淘汰。在吴庆看来，经济的衰退与增长，无竞争性企业被淘汰，是市场经济中一个再自然不过的现象。没有什么可怕，因为被淘汰的企业家不会闲着，他们会考虑下一个企业在哪里建厂，生产什么。市场的环境会逼着企业去思考创新，像iphone6、iwhatch、google眼镜以及各种可穿戴设备的发明，都是在此时酝酿并创造出来的。“这是市场潜在的力量，不用政府操心。”他说。

　　他表示，我们的产业政策则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办法来应对这场危机，4万亿的财政投入和10万亿的货币投放，这个钱一放出去尽管经济增长上去了，但留给以后的隐患却很大。美国政府没花那么多钱，衰退就衰退，随其自然。复苏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虽然这次美国的复苏当中失业率看上去还很高—达7.5%，以至于让很多经济学家怀疑美国的经济复苏不真实。但是吴庆认为，美国就业率恢复的缓慢恰恰说明这一次的复苏是真实的。美国的市场机制让他们尽快地从破产的企业解脱出来创立新的企业，如果这些企业家还在原来的企业里呆着，他们就没有机会去创造新的企业。“我们的政府花了很多钱就是要让我们的企业不破产，为了维持稳定，不能让工人下岗，保就业就是保稳定，于是那些企业就留下来了，那些企业家就困在毫无竞争力的、茍延残喘的企业里面了。即使那是过剩的产能，即使它是毫无竞争力的产业。”

　　吴庆说，金融危机后4万亿的投入所留下的隐患现在已经显现，突出的表现是产能更加过剩。我们不得不用更长的时间去调整。但是教训是深刻的。为避免中国经济出现更大的风险，他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走市场化之路，避免政府的过多干预。他认为中国要想长期稳定发展，决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政府的产业政策干预上。“这个我们有过失败的教训，如汽车产业。当时中国发展汽车产业的初衷是以市场换技术，因为我们起步很低，但是有很大的市场空间，于是我们和国外的厂商搞合作，我们给他们提供市场，希望换得他们的技术。但是多年合作下来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的汽车技术水平、能力的提升。这种交换到现在看来极不划算。”

　　他认为，从产业政策中隐退是中国经济做大做强的根本。“这个过程需要我们的产业政策从主导型向辅助型，从目标型向指导型的转变，政府对产业的亲力亲为最终必须彻底改变。”其中，吴庆提到打破国有垄断的必要性，“拿银行来讲，如果打破国有银行的统治地位，最受益的首先是小微企业和农业。资本下乡了，农村的转型升级就会加快，因为农业产业化急需大量的资本。农村面貌的改变直接的影响就是富人会离开城市，流向农村。当然这还要有土地产权和知识产权的配套改革。知识产权解决的是能否留住创新型企业，这是中国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标志。”

　　吴庆最后指出，产能过剩问题是政府干预一手造成的。过剩产能的背后都有政府的意志和利益，就业、税收、GDP成绩和官员的仕途紧密相连。各级地方政府，各自把手一块，不会轻易撒手，即使是过剩的产能，即使是高污染的行业，只要有政府的利益在里，就很难调得动。吴庆不看好当前一些垄断行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造，因为带有政府色彩，没有看到实质性改变，只能说在耽误时间。